余英时 :共产党何以竟能取得这一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威?
余英时
共产党何以竟能取得这一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威，使许多知识人争先恐后，趋附惟恐不及？这是一个极复杂的大问题，当然无法展开讨论。下面我只提示几条主要的线索。
首先必须指出，共产党人从马克思开始，便采取了抢占精神制高点的策略。这一策略包含两个互相关涉的方面：一是“科学真理”，一是“道德热情”。所谓“科学真理”指“历史规律”；资本主义必将为社会主义所取代，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最后必然消灭资产阶级，这是马克思所发现的“历史规律”，已经“科学地”建立了起来。“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兴起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所谓“道德热情”则指共产党人必须投注全部热情为无产阶级的胜利而奋斗，这是“先锋队”的历史任务。道德是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如旭日东升，体现了最新最无私的道德；腐朽的资产阶级所宣扬的道德价值，如公平、自由、平等、博爱之类，则是“遮羞布”，掩饰它维护资本主义统治和剥削无产阶级的本质而已。因此共产党人一方面鄙弃一切自古至今社会上共同接受的道德规范，另一方面却全力以赴地鼓动群众的道德热情，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斗争。这样一来，他们在进行颠覆现存秩序的革命过程中既占领了道德高地，又完全不受任何既存道德规范的约束。正因如此，共产党虽不知道德为何物，却具有极大的道德号召力。普兰尼（MichaelPolanyi）称它为“无道德的道德力量”（themoralforceofimmorality）可以说是一针见血。（见Personal Knowledge,Towards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pp.227-233）
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宣传（特别是在第三国际时期，1919-1943），许多西方知识人都深信“真相”与“道德”已“辩证地”统一了起来，而体现在共产党的组织之中。英、美不少著名的科学家、文化人等长期为苏联作地下情报工作而心安理得，便是基于这一信念；他们自认为是在为人类的光明远景而献身。（四）
第三国际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组织，自然将占据精神制高点的策略也同时搬运了过来。但中国的实际情形与西方不同，既没有一个合格的“资产阶级”，更没有一支壮大的“无产阶级”队伍（1920年代中国产业工人大概仅在二百万左右）。如果仅仅高举“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斗争”的旗帜，中国知识人的道德激情是不容易被调动起来的。所以中国共产党必须另找适合中国特殊需要的据点，以建立它的绝对精神权威。
中共在知识界发生深入而广泛的影响应该从1930年代算起，那正是日本侵华越逼越紧的时刻。为了脱出被围剿的困境，中共通过地下党组织开始在全国各大学发动“抗日”运动。抗拒外敌的民族主义激情一向是中国的道德高地之一，上起南宋、中历晚明、下及近代，久已注入知识人的血液之中。中共抢到了这一高地，即初步树立了它在中国知识界的精神权威。杨宪益先生在抗战时期倾倒于延安，即其显证。
中共在中国将革命重点放在贫苦农民的解放上面，因此在西方甚至获得“农业改革者”的称号。这又是它抢占道德高地的另一杰作。古代的“士”自汉以来便反对豪强兼并，为“贫无立锥”的农民请命，这一号召自然最能打动现代知识人的心弦。所以沈从文先生1951年十一月在四川内江也为此而感动，并为“毛主席关心穷人”的说法作“宣传”。（见《沈从文家书》，台湾商务，1998年，页167）。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都将“阶级斗争”意图掩藏了起来，而以“民主”、“自由”、“多党合作”等口号进行“统战”。这不但见于重庆《新华日报》的言论，而且有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和〈新民主主义论〉可证。许多原来倾向于自由主义的知识人便是在这一“统战”策略下逐渐左转。闻一多如此，杨宪益也是如此，李慎之晚年的无数反思文字更是现身说法。
总之，中共的长期宣传成功地将自己扮成一个古今无二的完美形象，不但是民族独立的唯一希望所在，而且也承担着中国人所追求的一切现代价值。1949年夺权成功更增添了无穷的威势，似乎已完全证实了“党”的“光荣、伟大、正确”。“党”的绝对精神权威便从此在绝大多数知识人心中牢牢地建立起来了。连处于政治边缘的沈从文先生在“反右”期间也老实地遵守着下面这个绝对原则：“凡对党有好处就做，有损害处绝不干。”其余的人更可想而知了。（见《家书》，页276~277）
中共的精神权威今天已基本破产了，但是它还拥有一件宣传武器，不容轻视，那便是民族主义的激情。这是它起家的主要本钱，现在依然想靠它来凝聚向心力。但在无“敌国外患”的情况下，玩弄民族激情有如玩火，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便是前车之鉴。然而我们关心中国前途的人却不能不密切注视这一危险的动向。
[ 本帖最后由 紫蓝弯刀 于 2012-5-14 17:37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