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陷害张国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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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对党内有威望、有实权的人是十分猜忌的。在遵义会议上，毛的红一方面军原定北上与张的红四方面军会合的，但毛怕会师后，张国焘因资历老会理所当然地当上党领袖。为了躲避跟张国焘会师，毛带上中央红军绕了一个大圈，多走了4个月，把红军从突破湘江时的4万红军拖到8千人。1932年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退到川北，与数倍于己的川军交手几乎未尝过败绩，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队伍由1万余人发展到10万之众，建立起一个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根据地。中央红军与川军的交手记录则大为不同。遵义会议后掌握了军队指挥权的毛泽东，在贵州土城第一次和刘湘的川军交手便吃了败仗。吃了这次亏以后，红军在黔北的周旋作战中一直避免与刘湘的川军交战。第二次与川军交手是在会理。当时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急需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补充给养，以必得之势围攻小小的会理城，数次挖地道炸城墙。据守围城的川军刘元瑭旅拼死抵抗，红军围攻7天7夜终未得手，为此还引发了一次毛泽东的领导危机。毛泽东的原则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躲。毛泽东打不赢川军，只好北逃。而大渡河、泸定桥的的胜利实际上得益于川军刘文辉部虚以应对。

ffice:smarttags"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才勉强与张国焘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合。1935年7月18日，在芦花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总书记张闻天决定“军委设总司令，张国焘担任总政治委员，为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小军委(即军委常委)，过去是四人，现增为五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主要负责还是国焘同志。恩来同志调到中央常委工作，在国焘同志尚未熟悉前，恩来帮助之。这是军委的分工。关于总政治部，本是王稼祥任主任，因病实际是博古，现决定博古任主任，设副主任两个，富春和四方面军一个。昌浩、向前两同志仍任原职，扩大权力，前面的部队都由他们指挥。”会议结束后，张国焘立即走马上任，就在当天发出了《任朱德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的通知》：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特电全体知照。

3天内，张国焘急如星火地接连发出两个决定。一个决定是《中央军委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决定中说：“我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各军组织番号及其首长均有变动，军委现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即以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另一个决定是《中央军委关于松潘战役布置的决定》，命令在松潘战役期间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指挥部，任命徐向前、陈昌浩为前敌指挥和政委，前方一切作战部队均归其统率指挥。在8月上旬的沙窝会议上，陈昌浩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毛儿盖会议上，党中央曾决定，会师后的原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分别由红军总司令部和前敌指挥部统率。左路军以原一方面军的第五军、第九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组成，由红军司令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北进夏河地区，争取开创甘南根椐地。右路军以原一方面军的第一军团、第三军团和原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两军组成，由前敌总指挥部陈昌浩、徐向前率领。

张国焘说：“一方面军原无带干粮的习惯，会合后也跟我们学会了”。红四方面军给中央红军补充弹药、粮食、兵源。等到中央红军元气渐复，毛泽东来了个“金蝉脱壳”。张国焘说：“就在我们为水所阻的那一天，徐向前陈昌浩率部攻下了松潘北面约一百里处、胡宗南部驻守的一个要塞，守军一团，大部被歼灭，残部逃松潘，我军北进道路已完全畅通无阻。”中共党史都骂张国焘“逃跑主义”，其实耍诡计先逃跑的还是毛本人。毛一心要抢先北上与苏联接上关系，取得莫斯科对他的任命，并在军事上给予支持，竟在1935年9月10日凌晨2点摆脱张国焘的部队，偷偷摸摸带着自己人走了。这支逃跑的队伍包括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机关，红一方面军中林彪的一军团，彭德怀的三军团，以及一些直属分队。中央当时仓促北上，丢下了数百名伤病员；并瞒过了处于同一防线的友邻红四方面军部队，致使原驻地班佑被占，友邻红四军十师三十团猝不及防遭到从班佑方向的突袭，损失百余人，红三十团团长负伤。张国焘说：“他使用北上先遣队的名义，暗中挟带着中央机关和各要人，要蒋介石误认中共重心仍在毛儿盖，进攻的箭头不会指向他那个支队。毛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失败观念支配了他，二是‘宁肯我负人，不肯人负我’的权谋思想在作怪。就由于这种心理因素的主宰，所有共产主义的原则和道义观念，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只有毛泽东会玩这一套，现在看来，两军会合后，他所玩的尽是权术……朱德也同样认为这种秘密单独行动是不应当有的，因为这不仅没有顾到党的团结，而且抹煞了总司令部的职权，也没有照料到徐陈部的安全。但他以毛等进到甘肃地区以后，蒋介石还是不会放松为理由，希望一般同志，仍能大事化小事，弥补这个裂痕。” 张国焘的部队在后面跟着过草地，沿途找不到吃的，都被前面毛的部队一扫而空了。张国焘的部队毫无办法，只好南下以图生存。

当时，共军未北逃者都很不理解，难免心生怨愤。匪党中央1935年7月18日所作的由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的任命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所以教科书上张国涛“机会主义”、“右倾逃跑主义”、“分裂”之类的罪名，最初是张国涛扣在毛泽东头上的。

张国焘说：毛泽东等破坏了中共和红军一致行动的最高原则，私率一、三军团单独行动，结果造成中共和和红军的分裂，历史应大书“毛泽东分裂了中共和红军”。但中共的记载却说那次分裂应由我负责，这是颠倒是非的说法。9月15日，张国涛在阿坝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干部会议，张国涛称参加会议的有3千人，主题是“反对毛、周、张、博逃跑路线”。会议气氛相当火爆，四方面军的干部大泄怨气，对中央和一方面军的言辞之激烈，不亚于后来在延安对张国涛路线的清算。这个怨气不是张国淘煽动的。徐向前说：“凯丰、博古他们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还有什么‘军阀主义’啦，‘土匪作风’啦，‘政治落后’啦，甚至公开写文章抨击……四方面军这支部队是从鄂豫皖的一支三百来人的游击队伍发展起来的，打了那么多硬仗、恶仗，是党领导的队伍，发展到八万多人，很不容易。尽管部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本质是好的，是坚决打蒋介石的，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是拥护第三国际的，是听党的话的，是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是竭诚拥护同中央红军会合的。怎么又是军阀，又是土匪，又是落后，又是逃跑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军说得漆黑一团，对两军团结对敌，没有任何好处。我确实想不通。”连徐向前都憋着一肚子气想不通，更何况他手下那些年轻气盛的将领。直到多年后中央总书记张闻天还称毛为“非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洛甫（张闻天）：《整风笔记》，1943年12月）。

从中央苏区来的5军、32军意见更大，特别是军队领导人，认为把他们甩在草地里，尤为愤激难平。董振堂郑重表示，过去中央老把他当作投降过来的将领，似乎不把他当自己人（董振堂曾是冯玉祥部的师长，1931年底在江西宁都策动26路军起义加入红军，1936年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的战斗中阵亡；董若不死，也难以见容于毛）。实际上从江西到四川，5军团一直干的是断后和佯动吸引追兵，牺牲惨重却默默无闻。“有的坦率指出作为中央的领导者，不应有这种破坏党纪军纪的行动。在讨论中，到会者一致判定毛等此次分裂行动，是破坏了党的团结和红军一致行动的原则，其根源是失败主义和游击积习，以致堕落到这样的程度。其中最愤慨的言论，直指这是阴谋诡计、自私的、不名誉的、不道德的、中共红军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可耻行为；多数则表示不愿再承认这个失去信用的原有中央。”毛泽东已丧失在中国本土革命斗争的勇气，只求寄生于苏联边境，不配再谈革命。这次会议通过了两个重要决议：一是不再承认原有中央，另行成立临时中央。张国焘任临时中央的书记。

如果不是张国焘的南下战役吸引了围追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主力，匪党中央能够在陕甘宁边区立足吗？同理，贺龙、任弼时的红二方面军能够冲出重围吗？没有南下红军的接应，他们能孤军北上吗？张国焘的部队在川、康、甘、青四省边境歼敌数万，播下了共产种子。在这过程中，张国焘的部队死去了4万人。这4万人恰恰中了毛泽东借刀杀人的奸计。

春夏间红军集结于川西北高原时，中共即派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党员张曙时与刘湘接上了关系。1935年5月，中共华东局派黄子谷到四川做川中将领的工作，宣传反蒋和联合抗日。1935年5月30日中央红军过泸定桥后，毛主持军委会议决定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陈在芦山地下党员席懋昭的掩护下到达上海，和潘汉年等会合开展工作，华东局即在陈云的领导之下，并且与中央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毛不愧为老谋深算，他当时就派了陈云到莫斯科汇报，以便取得斯大林的信任。就在毛泽东率部北上后的9月下旬，中共华东局再次派黄子谷回川，交黄带给刘湘一个“相当大的密封文件袋”。至于文件袋里装了些什么东西，黄后来说“因系密件，不知内容如何”，他估计“可能还附有信件”。更为神秘的是，黄未到达之前，刘已通过黄所不知的渠道事先接到通知，“黄一到成都，刘即派参谋长傅常亲自到黄的家中将文件袋取走”。以后刘也未向黄透露过这个密件的任何内容，以至黄在回忆文章中只能猜测“大概不外是些有关 有关国内外形势及联合抗日的文件”（乔诚 杨续云著：《刘湘》，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223页）。张国涛虽然坚持南下，与北上的中央的电报往来一直没有间断，南下的所有行动计划，都通告了毛泽东等人的。但没有任何材料显示，张国涛方面与张曙时、黄子谷等在刘湘身边工作的华东局秘密工作人员有联系。南下战役激战正酣的10月底，刘湘还以每月400元的经费支持，让张曙时、黄子谷接收了成都的一家报纸。无论如何，至少在红军南下战役发起之初，刘湘已经掌握了南下红军的战役企图。这都是毛泽东派人干的。眼下红军不仅把蒋介石的大军带进了四川，还要回过头来拿四川，而且要拿最富庶的川西坝子，也许连大邑安仁刘氏家族的发祥宝地都保不住。如果这一仗打败，不仅红军要占据他的地盘，蒋介石也将堂而皇之全面控制四川，根本没有他的生存余地。这已经不是权衡厉害的问题，而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他别无选择，只有死拼。他做出了紧急部署。首先将手下两个精锐师调到前线，郭勋祺的模范师取代刘文辉的部队守天全，杨国桢的教导师取代杨森的部队守芦山。发表潘文华为南路“剿匪”总指挥，在名山设立前线指挥部。同时急调原先分散守备于各地的嫡系部队向川西平原西端集结。

共军的南下战役最初的作战计划是身为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制定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参与并支持该计划。以徐向前为首的四方面军将领，正是南下作战最积极的策动者。1935年11月，红四方面军与川军在百丈、黑竹关一带进行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史称百丈战役，又称百丈关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按照徐向前的说法，歼敌一万五千人，红军死伤近万人。实际的死伤数字比徐向前说的要多得多。即使红军在百丈战役中胜利，也不可能占领成都。张国焘在战前一度犹豫，要取消进攻百丈地区的计划转而向西发展。张国涛在回忆录中说，“因为当时我们是在被隔离的状况之下，对于‘抗日’一事确实非常茫然；他（指毛泽东）也没有说到在陕北可以和刘子丹、高岗以及徐海东两部会合，因为刘子丹高岗的名字我们那时都不知道，徐海东部究竟存在与否，也成疑问。”如今毛泽东他们避开强敌在北方站住了脚，而饥寒交迫的南下红军，还要和强大的敌人进行大规模的决战开辟生存之地，相比之下代价和风险实在太大。对四方面军这支他亲自带出来的队伍，如今能打多大的仗他心中还是有数的。张国涛要求共军转移到康定以北的草原牧区，刘文辉只有象征性的驻军，更无中央军。红军还从未到过这里，还能找到粮食。事实上南下战败后，红军就是照此方案转移到康北地区，足足呆了半年之久，并和贺龙的二方面军在这里会合的。以后发生的一切证明，张国涛的主张无疑是明智的，如果此时按他的意见办，红军的损失当然会大大减少。

然而事实证明张国涛并非总是能够独断一切。徐向前、陈昌浩没有理睬张国涛的意见，依然率领主力向芦山进攻。张国涛不见回音，11月6日再次致电徐、陈，说现在部队减员严重，无法补充，敌力渐集，认为“续攻难图大胜，占地亦难巩固”，要他们着手向西康发展。次日徐、陈终于回电，表明不同意张的意见。徐向前坚持进攻。陕北的中央对南下红军的的行动表示热烈支持，11月12日即攻克芦山的当天，致电张国涛朱德：“你们目前应坚决向天全、芦山、邛崃、大邑、雅安发展，消灭刘、邓、杨部队，求得四方面军的壮大，钳制川敌主力残部，川、陕、甘、晋、绥、宁西北五省局面的大发展。”

红军16日打下了名山县百丈镇后，然后沿百丈通邛崃大路攻击前进，至下午4时，相继占领黑竹、治安场、王店子，但攻势很快就在敌优势兵力的阻击下受挫。王树声、李先念等在百丈镇上建立了指挥部，还在镇上召开了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红军主力凶猛南下却出乎蒋介石的预料。他不得不改变原先的计划，急令集结于甘南和川北的薛岳部驰援川西。18日凌晨红军率先出击，川军从北、东、南三个方向红军的弧型阵地发起全面反击。川军在飞机的掩护下整营整团地发起冲锋，其勇猛无畏让惯于和川军打交道的红军感到吃惊。在一个叫鹤林场的地方，红军用几十挺机枪构成强大的火网，川军越过冬水田轮番冲击，倒下的尸体象收割后的稻把密密麻麻横在田里。红军的伤亡同样惨重。来自空中的打击对红军威胁巨大，他们头上都顶着伪装的树枝，飞机一临空只好四散隐蔽，往往此时川军就冲了上来。弹药奇缺的红军不得不和川军展开白刃格斗。双方反复冲杀，战线犬牙交错，每个山包每条战壕都响彻着枪炮和厮杀声。 30军88师政委郑维山回忆说，师指挥所跟前一个班，打到下午只剩3个人，敌人冲上来，3个人就抱着手榴弹从三个方向呼叫着冲下去，打退敌人又返回来拿手榴弹。如此反复不已。黑竹关地形开阔，几乎没有平原阵地战经验的红军指挥混乱。在川军猛烈的炮火和疯狂的冲击下，红军只坚持了两个小时就丧失了抵抗能力，一直退到百丈当面最后一道屏障——挖断山。川军旅长团长架着机枪军前督阵，营长连长挥舞马刀带头冲锋，个别后退者，由军官立毙阵前；集体后退，督阵官下令机枪扫射。整道山梁尸横遍地，守者用尸体做掩体，攻者踏着尸体向前冲。这场酷烈的阵地消耗战，最终以拥有火力兵力优势的川军的胜利告终。傍晚，伤亡累累，筋疲力尽的红军师退到百丈场镇。

19日黎明时分，百丈场方圆十来公里的大地突然开始颤抖，密集的炮弹将红军的阵地笼罩在硝烟之中，当枪声暴风雨般的刮起时，十几个旅的川军向坚守在弧形阵地的红军发起了总攻。在付出巨大伤亡以后，红军的阵地相继失守，被迫于21日撤出了百丈镇。

11月23 日，红军主力部队饶过雅安南下荥经，守城的刘文辉部一个营听到枪声就跑。红军在刘文辉控制的地区几如无人之境。12月5日，张国涛在天全县一个叫陈家窝的小院子里给陕北的中央发电报说，“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令对方“不得冒用中央名义。”陕北方面这才知道张国涛已另立中央，但基于红军主力仍然在其手中的事实，不得不咽下这口恶气继续与之周旋。1936年1月，红军总部、四方面军指挥部以及张国涛自立的中央，一起迁移到了芦山的任家坝一个十分隐蔽的小村子，为的是躲避飞机的轰炸。在这里，因为共产国际代表、林彪的堂兄林育英（张浩）的调解，张国涛自立的中央改称西南局，陕北的中央改称西北局，由共产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2月初，南面薛岳的中央军和东面的川军开始向天全芦山发起猛攻，本来打算至少待到严冬过去的才北上的红军，被迫放弃付出惨重代价夺取的根据地，第二次翻越夹金山，退向漫天冰雪的甘孜藏区——这是张国涛早就看中的地方。此时这支红军主力部队已从南下战役开始时的8万人锐减到4万人。

历史真的很残酷。参加百丈战役幸存的红军将士在后来的战斗中牺牲了很多，而许多杀戮红军的凶手，例如潘文华、范绍增、郭勋祺、周绍轩、廖敬安，都投降了中共，他们中的某些人享有高寿。只有那位著名的防守将军廖泽顽抗到底，被抓获后处死。

第10节  毛、周借刀消灭西路军

司马璐在《中共历史的见证》中写道：张国焘原来打算西进，红四方面军遇黄河对岸大雪封山，只好北上。1936年9月13日，“毛共”中央电张国焘表示“十分佩服与欢慰”。1936年的10月10日，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在黄河以东的甘肃会宁城下。周恩来赶到同心城“欢迎”张国焘，随后就挟持张国焘于旺堡，再转保安。这时，张国焘的部队仍然有4万人，依然压倒了毛泽东的中央部队。于是，毛贼东决定借国民党军队来消灭张国焘的军队——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新疆，连接苏联——原是张国焘的构想，为毛、周所反对。现在这个张国焘的“西进路线”却成为毛、周用来消灭四方面军的手段。

经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意，1936年10月11日毛共中央发布《十月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划，该纲领规定，以红四方面军主力约四万人（也包括部分中央红军）南进西兰通道地区，以5个军的兵力西渡黄河，进入甘肃河西走廊，旨在夺取宁夏、新疆等地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建立红军与苏联的战略通道。陈昌浩、徐向前按中央的指示，于10月24-30日率领红四方面军下属的第30军（7000余人，85000余发子弹）、第9军（6500余人，37500余发子弹）、红四方面军总部，和隶属红一方面军的第5军一部（3000余人，5000余发子弹，很可能是老毛为了麻痹张国焘打的掩护），共计约2.18万人西渡黄河；其中，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占40%左右。待9军、30军相继渡河后，毛又电令其余部队留原地迎敌，因此，已渡河的红军陷于孤军苦战。谁都知道，以红军当时的实力，到河西那地方，一没高山大川做掩护、二没有群众基础、三没马匹重武器、四不了解当地的民情，和马步芳经营了几十年的骑兵相比，那简直是送死。但没办法，因为张国焘在1935年曾犯过错误，这个时候正在拼命表现自己忠心。再说，当时能分出兵力的只有张国焘的军队，他想不去都不行。未渡河的四方面军近2万人以后成为新组建的由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129师骨干。

眼看着张国焘的大队人马过了黄河，1936年12月，毛就开始清算张国焘了。张国焘又是做检查，又是赔不是，只能靠边站。1937年初，延安演唐僧取经的戏。毛泽东突然对身边的人说：“唐僧西天取经谁最坚定？唐僧。谁最动摇？猪八戒。”接着他指着坐在他左边只隔一个座位的张国焘，说：“他就是长征路上的猪八戒。”张国焘闻言大怒，一下站起来，向剧场外走去，骂了句：“无耻。”毛泽东面不改色。此时，刘少奇拔地而起，他对张国焘厉声道：“你住嘴！”满场大员，无一人拔刀相助，连毛本人都未拔刀，奴才刘少奇就挺身而出了。刘少奇不愧为一条好狗。不错张国焘是骂人了，可毛泽东也骂人了，而且骂人在先。

1936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电令渡过黄河的红军组成“西路军”， 政委陈昌浩，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生，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陈昌浩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副之。

西路军原为实现《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单独西进，接通新疆，但在古浪一役中，损失惨重，伤亡2000余人，参谋长陈伯稚、一个师长、一个师政委以及大部分排以上干部牺牲。第9军军长孙玉清被撤职，由一方面军将领李聚奎接任。但在此时，中央军委要求西路军停止西进，就地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中央原计划以此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调动蒋军，以便河东红军主力转移，但此意图中央却不明告西路军，只是命其不进不退、困守不毛之地，陷于民族不同、文化不通的危险境地。而西路军的领导人陈昌浩由于曾忠实执行过张国焘“左”倾路线，他惧怕不能紧跟中央指示而遭批评，于是对中央的各种命令一味强调服从。由此，西路军就在该地点进行大规模的惨烈战斗，部队严重损耗，由21000余人锐减至15000余人，渐渐陷入绝境。

1937年1月，蒋介石派遣主力国民党军围剿“张杨叛军”。匪党中央军委见此，再一次改变计划，又令西路军东进占领永昌、凉州，策应河东红军战略退却，退守陕甘宁边区。如此，中央军委数次改变西路军的作战计划，而不明告理由，只是一味强调服从，并以“旧帐”作为指责，严厉警告西路军领导人，给陈昌浩等以极大的心理压力。

1937年2月上旬，西路军在倪家营子与马家军发生血战，几乎全军覆没。处境十分危急时的西路军于1937年2月13日致电匪党中央说：“我们详细考虑及根据百余日苦战的教训，认为四军、三十一军此时不能归还建制夹击二马，则西路军无法完成西进任务。决心在甘州、抚高地区乘机击敌，俟天气稍暖即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因拼战而不能根本战胜敌人，持久消耗实为不利也。”17日中央复电陈徐，不同意西路军出青海大通的意见，并指出：“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等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是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这就把失败的责任转移到张国焘、陈昌浩头上。在这种强大的专制压力下，陈昌浩再次无条件地服从中央的指示，压制军内徐向前等的正确意见。21日晚，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党中央及军委致电西路军，要求他们：“望全体指战员，坚持党和红军的光荣旗帜，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绝境中求胜利，全党和全体红军誓为你们的后盾。”24日陈昌浩、徐向前急电匪党中央：报告了险恶处境，在表示“战至最后一滴血”决心的同时，恳请中央抽调“八个足团，一两千骑”驰援；26日军委主席团复电要求他们“固守50天”。可是，在弹尽粮绝，伤亡惨重及马家军赶尽杀绝的情况下，最后直至全军覆没。

第11节 张琴秋弃婴 王泉媛做妾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奉命退出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张琴秋改任川陕省委妇女部长；其后，她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36年3月，张琴秋与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结婚，开始了她的第二次婚姻。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一部两万余人组成西路军，进入甘肃河西走廊。已怀孕的张琴秋作为组织部长，担负着繁重的干部调配工作。不久，担任西路军主席的陈昌浩要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把张琴秋送到西路军总医院，以使她能安全分娩。但1937年1月在临泽守卫战失败后，西路军后勤单位被迫向东急撤。在撤离途中，“马家军”的骑兵穷追不舍，张琴秋恰巧在这个危急时刻分娩了。刘鹤孔后来回忆说：“我们当时都是些年轻小伙子，手忙脚乱的不知所措。苏井观当时是西路军卫生部长，他叫我们赶快找来大衣、布单子，几个人背对背围成一个圈。孩子生下后，哭声非常响亮……那可是陈昌浩和张琴秋唯一的儿子，可当时敌人就在后面追，没有办法，只能把孩子扔在了雪地里……”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警卫员告诉了我，我立即命令他和挑夫一起，把马驮的一部分文件烧掉，能扔的都扔掉，去驮张琴秋。后来他们回来告诉我，生了一个男孩子，很好看，可那时正值西路军惨败，在弹尽粮绝的冰天雪地之中，只好把孩子丢在雪地里了。他们走了好远，还能听见孩子的哭声……”张琴秋产后非常虚弱，由于无担架来抬她，只好将她扶上李卓然送来的马上，她满含泪水，顾不上自己的孩子，骑上战马，随部队继续向前。刘鹤孔说：“天亮了，坐在马上的张琴秋，脸色苍白……血染红了她骑的马鞍。”这次分娩给张琴秋留下了严重的妇科病，使她此后再没有能够生育。

1937年3月中旬，西路军仅剩的残部，也被敌人冲散。两万红匪埋骨高原，大批女兵被奸杀和沦为乞丐。王泉媛1913年生于江西省吉安县敖城乡庐富村。1930年3月参加共产革命，曾任吉安县少共区委妇女部长、湘赣省妇女主席团成员等职。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1936年10月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后，任川陕省委妇女部长的王泉媛，被调任红四方面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即后来的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团长，率领1300余名女兵，跟随徐向前、陈昌浩西渡黄河，开始了悲壮惨烈的河西大血战。1937年3月的一天，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经过40多天血战后，2万多人的西路军，只剩下不足5000人。王泉媛对徐向前说：“徐总，让妇女独立团打掩护吧！”徐向前显然不忍心让一群女兵单独与马家军作战。王泉媛看出徐向前的心思，又说：“我们是女的，万一打散了，化装起来容易混过去。”为了迷惑敌人，王泉媛命令全团官兵剪掉长发，一律男装。在每人得到５发子弹、２颗手榴弹的补充后，她率领不足1000人的队伍进入梨园口阵地。一个小时过去了，子弹打光，手榴弹所剩无几，连石头也扔得差不多了，500多名女战士献出了生命。当马家军发现阻击他们的是女兵时，便从马上跳下来，想活捉她们。敌人一步步逼近，王泉媛命令战士迅速撤往山上，她则带领小部分人作最后的阻击。此时，主力部队已突围，但妇女独立团仅剩不足300人……最后，躲藏在一孔破窑洞里的王泉媛等被马家军搜了出来。被俘女兵被分给马家军各级军官做小老婆。王泉媛几次自杀未果，被团长马进昌强娶为小老婆。1939年3月，王泉媛和女战士王秀英在马进昌夫人帮助下，翻窗逃出马家大院。她们找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没想到，她们已不能再回到队伍当中。当时，党组织对失散人员收留作出严格规定——走了一年的接收，两年的调查，三年的不收。八路军办事处给了王泉媛5块大洋。她说：“接到这些钱，是最痛苦的时候。敌人打我，我没有哭。历经艰难逃回来得不到信任，我痛苦极了。”

王泉媛这位红军女团长，最终没能到陕北。相反，从未向命运屈服的女团长又沿当年长征路，靠乞讨又回到了家乡。1942年回乡后，下地种田，自食其力。1990年王泉媛被确认红军战士身份时，已76岁。目前，她享受副地级待遇。

第12节  张国焘醒悟过迟

西路军西征的失败，与张国焘并无直接关系，把责任都推在他的头上，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西路军西征期间，张国焘以个人名义发给西路军的电报仅有两封，分别是1937年1月8日和1937年3月4日。从电报内容看，是与匪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在1月8日电报中，张国焘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存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在后一封电报中，张国焘则明确批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诸同志“你们上次来电谈到你们所受的损失，应当由军委负责，那是错误的”。

以毛泽东为首的军委是“有意”让西路军覆灭的，已成为大陆党史界的共识。这是因为，中央军委的“指挥”完全失之常理。在短短几个月中，“军委”一会儿要求“东进”，一会儿要求“西进”，一会儿又要求“原地待命”。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当西路军损兵折将，好不容易杀出重围之后，毛泽东竟不顾严峻情势，再次下令“原地坚持”，致使该军失去最后的生机。被紧追而来的敌军团团包围，损失惨重。对于像毛这样的“游击战”高手来说，这样的“指挥”，完全违背了他亲手制订的“敌进我退”的战略战术原则。当“西路军”还在西北浴血奋战之际，也即距它“覆灭”时刻（1937年3月12日）尚有数月之遥，毛泽东已在延安发表了他的著名讲演《论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其中出现了“西路军的失败，证明了……”字样。毛如此斩钉截铁地“预言”西路军的失败，在今人看来，是“早有预谋”。

张国焘回忆说：罗瑞卿、莫文骅等率领着一群斗争打手，分组或者个别实行向四方面军干部展开斗争。他们盛气凌人的审问被斗争的人，问些毫无道理的问题：诸如“你乱杀过人吗？”“私自打过土豪吗？”“强奸过妇女吗？”“说过甚么反中央的话或做过甚么反中央的事吗？”等等。 这样的斗争方式，可说极具侮辱性……终于引起了“抗大”内部大多数学生们的鼓噪。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詹才芳、陈再道等十几位原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领导着四五百位学生，企图拖枪出走，回四川打游击。为了平息这次风潮，朱德、林彪邀张国焘去“抗大”讲话来平息风潮。但毛泽东并不遵守诺言、立即释放当时已被捕的许世友、王建安等十几位高级干部，反又逮捕了更多的人（许世友被老毛先打后拉拢收服，成了老毛的铁杆兵）。被捕者总数达到40人以上，概交由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审讯处理。原任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当时任红军学校副校长的何畏也被捕了。何畏自始即站在反抗这种斗争的立场，为四方面军的领导辩护。何畏出身工人阶级，在红军中战功显赫，负伤11次之多，他并未参加这次抗大学生的反抗风潮，但为了许世友、王建安等人的被捕，表示抗议。他愤慨申言，中共中央和“抗大”都变质了，变成了类似北洋军阀的统治。他要向共产国际控诉，否则他就要脱离共产党，因此何畏被秘密逮捕。之后，张闻天曾向我解释，何畏身体残废，且有战功，本应曲予优容，但他心情恶劣，可能自杀，故暂行看管，并不交法院审讯。我因不愿加深党内危机，对张闻天只有怒目而视，忍耐着一言不发。

1937年2月20日左右，周恩来坐着一辆卡车，由延安前往西安再转南京去办外交。当这辆卡车走出延安约三十里路的地方，即遇到土匪的袭击，结果周恩来折返延安。毛根据护卫周恩来的卫士、和驻守出事地点及其附近的部队都属于原四方面军这一事实，推断周恩来的遇险，可能出自我的指使。当天晚上，延安宣布戒严，形势十分紧张，我的住所被重兵监视着。午夜，我从梦中惊醒……我急向卫士班长询问原委，据他告诉我，他们看见墙外周围，都由政治保卫局的保卫连包围住，他们持枪对着我的这所住房。而别的地方，好像没有军队行动，因此，班长判定这是对我的谋害。所以，他暗令全班卫士在围墙内站岗，以防万一。第二天早上九时左右，张闻天来访我，径向我说：“昨晚周恩来同志的遇险，现在已证明是土匪的搔扰，他还说明附近原四方面军的驻军极为得力，穷追那些土匪，结果活捉到几个，土匪的口供，都承认是普通的拦路打劫，并不知道是周恩来路过。我听了，满不在乎，仍是谈笑自若，满天阴霾，就此轻松的消散了。”这类事连续发生，使我痛心已极。……我觉得中共正在沿着斯大林的轨道前进，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斯大林曾杀害大批的革命元勋，现在中共也正在逼害四方面军的有功将领。斯大林曾利用基洛夫被刺身死的事件，诬陷他的反对者，现在中共也利用周恩来遇险的事件，企图诬陷我……共产主义的踪迹已沓，剩下的只是权术与斗争，这种权术与斗争，并已被视为维持毛泽东权力的的天经地义，对红四方面军和我，所加的甚么“军阀土匪等类的罪名”都是可笑的污蔑。

张国焘回忆说：在周恩来遇险事件后，毛泽东轻松的向我表示，被批评为军阀、土匪，实在无关紧要。他说他参加中共以来，曾三次被开除中央，受过八次严重警告，幸好还没有闹到反中央的地步，他进而表示，说到土匪军阀习气，连他自己都有一点。他在1927-28年采行烧杀政策的时候，曾下令过杀死地主全家的命令，其中还有几岁的小孩哩……毛泽东这些话，显然是希望我承认所加于我的“土匪军阀习气”的批评。我当时对他的伪善，很感气愤，向他表示：你是游击先进，经历过烧杀政策的时代，1931年4中全会后，我到鄂豫皖区去担任领导的时候，烧杀政策早已过去了，我根本没有直接下令杀过人……

1937年2月27日，匪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发表了《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的长文，揭开了批判张国焘运动的帷幕。3月27-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与会者中有30多人对张国焘进行了批评。毛泽东突然端出1935年9月张国焘“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种既令举座震惊，又无案可查的“密电”问题；毛泽东还说：“渡河的时候，他（张国焘）要全部过去，过了三军我们才知道，于是只好顺水推舟，‘批准了’”（《毛泽东在延安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3月27～31日）。毛的这一说法，正是“张国焘擅自命令西渡黄河”、“西路军右倾逃跑”说法的最早来源。徐向前生前曾表示，他根本未见到“密电”。张国焘说，“根本没有这件事，我怎么可能做这样愚蠢的事，给别人制造口实打击自己”。陈昌浩在“密电”一事上大喊冤屈，因为他根本就不曾见过密电。张、陈当时拥有8万人马，加上精良的武器和大片根据地，要想致毛泽东死地，相信易如反掌，可是陈昌浩根本没有对毛泽东下毒手意思。陈昌浩的座下拥有一大批以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吒风云的人物：国家主席李先念、元帅徐向前；以及秦基伟、张震、刘华清、许世友、陈再道、程世才、洪学智、数百名将军。当时他们只是陈昌浩部下的一些连排长而已。

张国焘回忆说：毛泽东张闻天等召集反张国焘的斗争会议，这个会议当时虽是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名义召开，但实际上多数重要人物，如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任弼时等，以及董必武、林伯渠、林彪、罗瑞卿、莫文骅等主要当事人都没有参加，参加会议的二十多人，多是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会议开始，首先由凯丰作反张国焘的报告，他说了些中共中央政治路线一向正确和批评我反中央的不对之后，就解答抗日军政大学学生们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他说到抗日军政大学内有些学生，指责中央歧视四方面军的干部，不把他们当同志看待，简直比对俘虏还不如，斗争的手段又是违反共产主义的道德。对这一类问题的解答，凯丰竟引证斯大林说过的话，来证明反对党内左倾和右倾的错误，要采取残酷无情的斗争手段。这段话简直是文不对题，对于对待同志不如俘虏的指责他无词以自解。凯丰然后说到西路军的失败，认为西路军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四方面军一般干部不够布尔什维克化，只有董振堂受过较多布尔什维克的熏陶，可是他死难了。董振堂之死，应由张国焘的错误负责，无异是把他陷害死的。于是他像疯人似的提高嗓子喊道：“我们应当要张国焘抵董振堂同志的命！”凯丰在结束讲话时，又狂叫一些“土匪”“军阀”和“反中央”等类字句。下午继续批斗，张闻天说道：张国焘的错误已发展成为“反党的张国焘主义”：第一是军阀主义，第二是土匪主义，第三实行分裂中央，这些不特是错误，而且是罪恶，应该受到党纪的制裁。我的答辩相当简单。我首先承认成立临时中央的错误，而且我们早已取消了两个中央的对立状况。现在我正式接受那些反中央的合理批评，并愿意担负我所应当负担的反中央的全部责任。……我刚说完还未走下讲台的时候，有一位老井冈山干部周昆同志，站起来喊叫：“这那里是承认错误，拖出去公审罢！”周昆系毛的老友。我还是耐着性子回答说：也好，我愿先听听你的控诉词，我已经承认了我应当承认的错误，如果周昆同志还要横加攻击的话，恕我也有尽情答辩和反击的权利。在周昆没有继续发言的片刻，会议主席就宣布散会。

1937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下了定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种定性结论一旦作出，就没有什么好商讨的了，从此成为铁案和研究禁区。

批判张国焘的运动，此后在全党、全军轰轰烈烈地展开，红四方面军战士和干部成了对象和靶子。当一些西路军残兵逃到陕北苏区的时，毛安排高岗缴了他们武器。毛要把张的旧部把张批臭。这些忠实于张的官兵对此“极表不满”，他们秘密开会讨论应付办法，结果他们一批批一批批骗到山沟里，随即秘密悉数解决，当时被活埋者计达200余人。

司马璐指控，党组织上对我们说：“当发现一个同志不可靠的时候，最好是能通过敌人的手把他干掉。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既可以为我们组织上除去隐忧，又可以增加我们的政治宣传数据。否则的话，只好我们自己动手了。”

西路军的残部400人在王树声的带领下到达乌鲁木齐。当时盛世才是亲苏亲共的，把这400人容纳下来建立新兵营，进行空军、装甲兵等特种兵的训练，后来中共这方面的高级将领有一部分就是那时候训练出来的。接着，匪党警察头子邓发到了新疆，问：你们愿意去哪里？第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说愿意回延安，结果活了下来，后来真回到了延安。

李特、黄超说想去莫斯科，结果当场被枪毙。原来，当时西路军的参谋长是李特、红五军的政委是黄超，这两个人听到“延安在肃清张国焘，而且把四方面军的错误扩大化，把许世友这样的将领抓起来”，他们不满，在征求是否回延安的时候，李特和黄超表示我们要到莫斯科去讨个说法。于是这两个人就消失了，在1990年代前一直说两人到了苏联境内当了托派，由苏联的政治保卫局处决了。但是在平反时说了真相，是中共的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亲自到新疆把这两个人秘密处决了，就是因为他们要到莫斯科去告状、要反对毛泽东。睚眦必报、任何的反对和批评，毛泽东都不接受，都记着早晚算你的账。

1937年12月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一次，王明在同张国焘谈话时，提到了苏联的反托派斗争的问题。当时苏联所进行的反托斗争是非常残忍的，许多人因受牵连而丧命，清洗托派的斗争还遍及了各国共党。王明告诉张国焘，李特、黄超以“托派”罪被处决。李、黄长期与张国焘共事，是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老部下。张国焘暗想如果把这两个人说成是托派分子，那任何人都可以被指为托派。王明还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这实际在向张国焘暗示，下一个就是修理你了。张遂决定逃跑，他说：“毛泽东不择手段，追求他个人的胜利，这是不折不扣的反动的帝王思想，与近代共产主义思想毫无共同之点。毛泽东在共产主义思想掩护之下，包含着游击观念，农民意识，霸道策略，这些货色也与共产主义不甚相容。整个共产国际同样完全变质了，他早已脱离了从马克思以来欧洲工人运动的轨迹，变质为斯大林式的独裁。斯大林的恐怖主义，在清党中杀害了以百万计的人民和革命分子，这显然是专制魔王之所为。即使那个亲苏联的邵力子叙述斯大林的残暴时，也曾向我表示：斯大林杀害着许多人，世所罕见，中国历史上的暴君，杀害大批功臣的也有，但很少杀害这么多文人学者的。”此时，看护张的警卫们甚至殴打张国焘，致使1938年4月4日张国焘乘祭扫黄帝陵时出逃。1938年4月17日，张在武汉声明脱离中共；次日，中共开除张党籍。

红军时期，中共除了以党委（政委有监督、撤换同级军官的特权，军官的命令没有政委的副署没有效力，政委通过政治部）领导军队外，还通过中共中央政治保卫局在军队建立了直属中央的监军系统，暗中派有政治保卫局的人员，名义上属于各级政治部，实际上受中央政治保卫局直接指挥；而且军队长官的警卫员也属于中央政治保卫局派遣，平时保卫长官的安全，附带监督长官的言行；若长官有异常行动，警卫员可以紧急制裁。邓华说，第7军长李明瑞企图逃亡，被身边的警卫员枪杀。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评论道：中央是党员选举出来的，若由中央设置保卫局监视党员，那不是中央专制党员了吗？党是信仰相同的志愿结合，合则留，不合则去，哪里有什么叛党之说？只有黑社会，干了见不得人的事，才怕其成员揭露。而且党章规定：对党员的最高制裁就是开除党籍，无权剥夺他人自由和生命。若剥夺他人自由和生命，说明党已经变质。“至于说到抗日，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当参加的，根本不分共产与否。中共作为一个组织，可以与国民党合作抗日，我单独行动，也可以与国民党及全国同胞合作抗日。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种种约束，人民还可以完全站在民族大义上发挥他们的抗日力量。那种脱离了中共便不能抗日，甚至被指为反动、反革命、叛徒或汉奸的说法，完全是中共的独裁偏见，也是对人们的愚弄宣传。”可惜，张国焘醒悟过迟。

第13节 张国焘之死

杨子烈(1902.12.9-1994.3.27) 出生在湖北枣阳县一个书香世家。1918年夏，杨子烈进入位于武昌黄土坡（即现在的首义路）的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受到李汉俊、陈潭秋、刘子通、包慧僧等老师的教育，秘密阅读了大量的共产书刊。来自黄陂的陈碧兰（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彭述之">彭述之ersonName>夫人）、来自应山的庄有义（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陆沉">陆沉夫人）、来自汉阳的徐全直（陈潭秋夫人）、来自武汉的夏之栩（赵世炎夫人）为同班同学，并同时在1922年4月由林育南和刘昌群等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同在1922年10月由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共。1922年秋，徐全直、夏之栩、杨子烈、陈碧兰、庄有义等在女师掀起了一场震撼湖北的学潮，迫使校长辞职。1923年2月杨子烈进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习，同时在北京一所艺术专门学校学习。在北京期间与张国焘相识，1924年2月10日同张国焘结婚。当时张国焘27岁，杨子烈22岁。婚后育有三子：张海威、张湘楚、张渝川，三位皆在美国与加拿大发展事业。

杨子烈曾两次赴莫斯科深造，是早期中共妇女运动活跃人物。1931年4月张国焘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书记的职务。杨子烈被中共中央留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4年中共在上海的组织遭国民党破坏后，杨子烈失去了组织联系，她先返乡避乱，又重返上海学产科，直到1937年国共合作实现后才经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带着儿子辗转来到延安。杨子烈被分配到边区政府做政治教员，还义务在边区的中央医院做产科医师。杨子烈当时最急切的要求就是恢复她的党籍，尽管杨子烈是中共老干部，她的丈夫张国焘此时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边区政府代主席，但是，中组部还是要调查她与组织失去联系后的种种表现，同时要在工作中考验她。直到I938年6月，毛泽东批准杨子烈携子离开延安，前往武汉投奔张国焘时，她的党籍一直未能恢复。武汉失陷后，张国焘在重庆大坪戴笠办的别动总队特务训练班担任政治教官，讲反对共党的课程。

1949年1月，张国焘举家逃往台湾。1949年6月怕台湾孤岛难保，又举家迁往香港。1950年代，张国焘在香港做黄金买卖生意，老本亏光，一贫如洗，此后一家人只能靠当教师的大儿子不多的薪水勉强度日，每天吃的是粗茶淡饭，还要供养二儿子和三儿子读书，生活极其拮据。然而祸不单行，杨子烈一天上街买菜时，不幸跌倒，摔断了臀盘骨，住了半年医院，成了跛子，行动很不便。从1953年7月起，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其驻港总领事先后20余次拜访张国焘，了解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林彪、张闻天等中共要人的情况。对于美国人的要求，张国焘总是尽自己所知，以满足他们；张国焘也从美国人那里乞讨到了一些报酬。

1961年，张国焘应美国肯萨斯大学之约，开始撰写回忆录，美国肯萨斯大学每月付给张2000港币作为生活费用。后来香港明报月刊向张国焘取得中文版权，他才得到一笔数量可观的报酬。此后的10余年中，张国焘一家主要靠这本书的版权费为生。1966年，国内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广东的红卫兵曾试图冲击港岛，扬言把张国焘揪回大陆。1968年张国焘离开香港，迁居加拿大，投奔留学加拿大的大儿子张海威，当时张海威在加拿大多伦多教数学，二儿子张湘楚在美国纽约当医生，三儿子张渝川在加拿大多伦多当工程师。张国焘夫妇虽说不上大款，儿子也不是官二代富二代什么的，但晚年生活总还是其乐融融儿孙满堂享受天伦之乐。1976年前后，时任加拿大总理的特鲁多在多伦多开会，曾在没有预约之下特别前去探望张国焘，时间不长。1977年12月，张国焘刚过了80岁生日，突然中风，从此卧床不起。根据加拿大政府规定，65岁以上的老人都可申请享受政府福利救济，杨子烈住进了官办养老院，张国焘则住进了官办老人免费病院。张国焘是明智的，比刘少奇还多活了十年，比吞安眠药自杀的老战友陈昌浩，可以说张国焘一家过着的是幸福美满的生活。

中共描述张国焘的死况：“1979年12月3日凌晨，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夜，天气异常寒冷，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家老人病院的病床上，一位老人忍受着严寒的侵袭。身边没有护士，也没有亲人。他就这样凄惨地客死异国他乡。他就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位特殊人物，与党中央分庭抗礼，最后投向国民党怀抱进行反共的张国焘。”

司马璐先生曾证实，加拿大是个很富足的国度，每个人都有生活无忧的保证。他承认张国焘很失落，但一点都不穷，所谓“冻死”是不存在的。“加拿大政府把张国焘的生活医疗全包了，仅是没有特权而已。毛泽东逝世时83岁，张国焘逝世时82岁，毛比张仅仅多活了１年而已。假如张国焘还在中国大陆，绝对活不到82岁的。”

还有另一种不靠谱的说法张国焘夫妇在加拿大时生活很艰难。因三个儿子均无力负担他们的生活，两人于 1968 年到多伦多与儿子短住一个时期后，很快就开始领取政府养老金并靠此生活。张国焘去世后，张家无钱安葬，据有关资料，最后还是由杨子烈出面，经人求助于当年在俄国受过张国焘救助的蒋经国，蒋安排下属汇了 3500元美金，这才解了张国焘的后事之忧，使其“死有葬身之地”。这是子虚乌有的捏造。

张国焘墓地埋葬的原始登记材料如下：死者姓名：Kai Yin Chang ( 张恺荫)；年龄：（空缺）；去世日期：1979 年12 月 3 日；土葬日期：1979 年12 月 4 日。看了这个记录，从去世到下葬只有一天之隔，所谓“无钱安葬”“到处求助”，应是胡说八道。

1994年，在丈夫去世15年后，杨子烈以92岁高龄故去，二人合葬于多伦多松山墓园。与其它墓不同，张国焘墓的方向向着东南方向，向着他的家乡江西萍乡。

第14节   熊国炳被冻死

1932年冬入川之初，张国焘亲自挑选了位抬过滑竿的年轻人熊国柄，发展成党员，一下子当上了川陕省苏维埃主席。人倒老实，但能力太差，形同虚设，实际上是秘书长黄超当家。长征时期先后担任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部长、“西北联邦政府”副主席、“四川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要职。后随西路军西征，熊国炳突围时被俘，国民党军将其当做“伙夫”予以释放。熊国炳带着伤病，沿路乞讨，辗转至甘肃酒泉，做帮工，并与当地一寡妇成亲。1946年全家迁到玉门油矿，做工谋生。1949年，熊国炳在民政部门调查红军流散人员时，鼓足勇气，报出真实身份，得到一些救济。当局吸收其参加土改，工作结束后，仍回乡务农。

1959年春荒时，熊国炳想死在家乡，带着全家回到四川通江。乡亲们都赶来看他，没人责怪他。但老伴生活不习惯，他又回到酒泉。1960年冬，熊家饥寒交迫，熊国炳硬着头皮前往县委申请救济，道出自己当年的身份，县委领导挖苦说：“你这么大的官，怎么不到北京去？”被推出门的熊国炳，没走几步，就蜷卧在泉湖公园门外，眉须上冻满霜雪，奄奄一息，不久冻馁而死。数日后，被亲属葬在一处沙窝。熊国炳死后，官方档案记载为“病死”。

有人认为，熊国炳是“聪明人”，解放前不去延安，解放后也不去北京，即便最后饿死，也是死得其时。因为“文革”开始后，大部分西路军干部战士被打成“张国焘的走狗”、“叛徒”，而遭到残酷批斗。比如，前西路军最高统帅陈昌浩，就遭红卫兵的残酷批斗和毒打，便在寓所吞下大量安眠药，含恨而死。陈昌浩死后，被秘密火化，骨灰被扬弃于荒野，时至今日，在北京八宝山陈昌浩的墓穴里，还只有一个空空如也的骨灰盒。相比之下，在众多中共西路军领导人的命运中，熊国炳的下场固然令人唏嘘，但还不算是最惨的。

第15节  陈昌浩妻离子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