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承源
作者简介；覃承源，男，一九三九年生，四川成都市人，一九五五年毕业于四川省灌县林业学校，同年被选送考入四川大学林学系森林经营专业学习。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中，在四川农学院被划为极右分子，受到开除团籍，学籍，送劳动教养处分。曾被拘押流放于荒漠连绵的四川峨边沙坪农场垦荒；在崇山峻岭的云南盐津修筑内昆铁路开挖隧道。此后，又经历了四川省凉山成昆铁路以及川北广（元）旺（苍）铁路的修筑。一九六一年摘帽解教后，被清放回原籍成都市重新回到所谓人民的怀抱，此后十八年的漫长岁月，长期挣扎在社会最底层，从事“七十二行，架车为王，衣服磨烂，颈项拉长” 的搬运工生涯，直至一九七九年始获“改正” 被落实在成都市教育局基建设备处工作，一九八六年调入成都市十三中学任教，直到退休。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迄今已过去五十一年了。被定性为“四川农学院反革命闹事案”中罹难的我从当年的热血小青年，也变成了七旬老人。无论时代怎样变迁，一九五七年永远是我刻骨铭心的一年。永远忘不了遭到开除、劳教和劳改的师生，不少己为此受尽折磨含冤九泉。
一九五六年六月，四川大学农学院领导向全院师生传达了四川省人民政府、四川省高教局根据国务院、国家教育部在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的意见，决定对原四川大学所属农学院进行调整，在雅安市建立四川农学院。原川大的农学、畜牧、林学三系师生，八月份前往雅安市四川农学院报到入学。文件传达后，师生们认为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脱离实际的错误决定，抵触情绪严重。但大家到了八月，廹于圧力还是告别了川大来到雅安新建的四川农学院，开始了新学期的学习。
这事到了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師生們受到毛泽东讲话的鼓舞，加之看到人民日报发表多篇关于整風的社论和大量报道，深感偏僻的四川农学院落后于形势发展了！四月上旬，由农学系学生杨序贤等人，在校内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 “请问省高教局为何不经调查研究，不征求和听取院专家和师生的意见，武断决定四川农学院迁院”。这张大字报一贴出，立即引起全院师生的巨大反响和共鸣。有关“迁院”意见的大字报琳瑯滿目，从科学上论证了雅安地区，由于地处盆地边沿，雨水过多，日照不足，对四川的农作物栽培和良种培育没有代表性；有的大字报批评川农迁院是高教局领导严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产物；教师们列举了从成都移植到雅安的小麦良种发生变异退化，以及迁居雅安的良种乳牛产奶量下降的事实，说明雅安地区并不适合农学院建院。要求纠正川农迁院的错误，成了全院师生的共识。
全院各系各年级相继成立了大字报社和论坛。当时影响较大的有农学系的“和风细雨，六人行”；畜牧系的“剌猬”、“牛虻”；林学系的“行动起来编辑部”等。行动起来编辑部是我们林二年级唯一的大字报社，它由朱伯华、尹化杰、张科文、徐孔昭、黄定国和我共同发起组成。目的是汇集全年级同学的鸣放意见。我们写出不少大字报，内容都是围绕着迁院反对“三大主义”。由我执笔署名的有两篇：一篇题为《封建主义是三大主义的根源》，另一篇题为《四川农学院迁院是省高教局不尊重科学，不尊重民意，是对民主集中制的粗暴践踏》。此外，在院团委干部鸣放会上我发言指出：我国应吸取苏共教训，在政治生活中坚决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神化个人。因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四川农学院鸣放大字报的内容逐渐涉及到：发扬‘五四’精神，要民主、自由；我国选举制度不完善，民主程度不够；言者无罪，只是句谎言，现实中语言罪，文字狱依然存在。这时由学生会主席刘天眷和农学系的杨序贤、李德培，畜牧系的赵彬昌、汪树伦同学共同发起，倡议全院各系大字报社联合起来，组成“联合编辑部”，简称“联编”，共同商讨向上级反映对于迁院的意见。“联编”成立后，立即与学生会共同草拟了一份《四川农学院师生给国务院的一封信》。为了让“信”更具代表性，还将信张贴在院礼堂前，并附上签名册，大家签名十分涌跃，不到一天时间，全院约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师生，都签名表示赞同和坚决支持。
一九五七年五月中旬，院农学系主任杨志农教授（雅安市民盟负责人）在雅安地委和民盟雅安市委组织的鸣放座谈会上发言，表达了对川农“迁院”的意见。五月下旬，在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杨志农教授和畜牧系的夏定友教授（留美畜牧专家，一九五三年为报效祖国，毅然放弃在美高薪，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一并列席发言，共同反映了川农师生对于“迁院”的意见。有关领导部门沒有任何表示，他們对群众在整風中的意见仍然釆取官僚主义态度，师生們更是一肚子气。
五月下旬的一天，在学院的大字报棚贴出一张上海交大寄来的信。这信是畜牧系一位女生的高中同学写给她的，她看后贴出。信中写到：“上海交大原来按照教育部院系调整精神，决定迁院西安。但受到交大师生们的抵制和异议，他们将意见直接如实向国务院进行了反映。最后，考虑到群众的呼声，由周总理亲自出面协调，表示在调查研究之前，暂不执行迁院决定”。师生們看到此信，群情激愤，顷刻之间在学院掀起轩然大波。因为，院学生会五月初就向国务院反映了广大师生对“迁院”的意见，至今杳无音訊。上海交大和川农同属高校，有相同的情况，国务院在处理上却是两样对待？于是，雪片似的大字报和标语，很快贴满了全院。“质问国务院，同属高校为何区别对待”，“交大重如泰山，农院经如鸿毛”，“坚决反对国务院重工经农的错误观点，要求学生会派代表赴蓉请愿”，“向国务院发电申诉”。这些呼声一时成了全院鸣放的焦点和共同话题。由于同学们的情绪难以控制，没有心思再继续上课了。于是出现“要求院党委和行政停课鸣放”的大字报，并得到大家的热烈响应。畜牧系兽医专业有些班首先停课，随着各系也相继停课。
在众多舆论的要求下，最后由学生会和“联编”共同倡议：由各系选出学生代表组成“四川农学院学生代表团”，赴蓉上访，向省委，省政府和高教局直接反映全院师生对“迁院”的意见。倡议迅速得到大家的拥护和支持。于是按学生人数比例，由同学們推选，成立了“赴蓉代表团”。团长由学生会主席刘天眷（农学系）担任，团员有农学系三名：万家贵，杨序贤，李德培；畜牧系三名：施承杞，赵彬昌，汪树伦；林学系二名：覃承源，刘松康，共计九人。
代表团成立后，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上午，杨序贤、万家贵、刘松康等同学，来到雅安市河北街长途汽车站，购买赴蓉车票。殊不知售票员见同学们胸前的校徽便称：“奉上级指示，不售票给川农学生”。经同学们再三解释和申辩，车站仍然拒绝售票。在此状况下，万家贵同学返校将情况告诉了正在自习的同学们，大家听了非常气愤。马上就聚集了二十几个同学，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赶到车站，质问车站有关人员为何不售票？双方发生争执。瞬间车站售票处不知从那里“聚集”了不少“群众”对同学们进行谩骂：“就是不卖票给川农学生”，“只要你们敢离开雅安一步，就打断你们的狗腿”。同学们则手举宪法高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万岁”。互相对恃舌战了约二十多分钟，车站负责人请示上级同意售票给我们。回到学院，同学们知道购票时发生的情况都愤愤不平，议论纷纷。由于翌日代表团即将赴蓉，为了最后一次征求大家的意见，晚上在礼堂前的大字报棚内，召开了全院学生大会，棚内灯火通明，人流如潮。当学生会主席刘天眷在台上正准备讲话时，突然畜牧系有个同学大步上台，抢过话筒对同学们高喊：“请同学们注意，请同学们注意！现在，会场人群中混有校外的闲杂人员，请同学们按班整理好队伍，请闲杂人员离开会场。”随后各班整队才发现，人群中确实混有来历不明的一男一女。经询问才知道是雅安地委工作组的孙德夫（男，团地委副书记）和黄珍（女，地委宣传干事）。由于购票受刁难和被围攻，有的同学显得情绪激动，纷纷质问他们为什么不正大光明，而鬼鬼祟祟地混在人群中？后经赶来会场的院党委书记赵光荣证实，二位确系地委工作组的同志。刘天眷同学便请他们暂到学生会办公室休息，待大会结束后再向他们汇报和交换意见。接着大会继续进行，刘天眷同学向大家宣读了《向省委，省政府和高教局反映情况的书面材料》，经同学们热烈鼓掌一致通过。晚十时许，大会结束。
殊不知后來揪斗右派时，同学们正常的购票乘车，被污蔑为“围攻车站进行反革命宣传”；请地委工作组同志暂到办公室休息，被渲染污蔑成“非法审讯地委工作组人员，从十六日晚十一时，一直审讯到十七日凌晨二时”。后被定性为“四川农学院反革命闹事案”，真是无中生有，用心狠毒，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第二天早上，我们学生代表团一行九人，在院党委书记赵光荣的护送下，来到雅安汽车站，虽然受到了“群众”们怒目而视的“夹道欢送”，但总算是平安到达了成都。在成都我们受到川大同学们的热情欢迎，住进了川大学生会，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代表团抵蓉的第二天，我们就分别去商业街的四川省委、督院街的四川省人民政府，求见省长李大章。省长避而不见，我們向省政府办公厅和省委办公厅呈交了“意见书”。下午全体成员到四川省高教局，参加由局长康乃尔主持的座谈会。会上我们反映了全院师生对迁院的意见，恳求高教局对“决定”再次进行调查研究。
六月十八日上午十一时许，我们正准备返校。有位自称川农的同学找我们。畜牧系的施承杞同学认识他是畜牧专业一年级学生彭安本。他十九岁，四川江津县人，自幼在孤儿院长大。因聪慧被送入初中学习，后考入川大畜牧系。我們见他满面憔悴，疲惫不堪，脚上仅穿着一只鞋，另只打着赤脚。见到我们，泣不成声。稍平静后，才向大家哭诉了在六月十七日，代表团离开雅安后，学院里发生的事件。
据他说，六月十七日中午，学院门口陆续聚集了不少“群众”，声称要进校观看大字报。被门卫工友拒绝后，就有不少人強行冲进校门，甚至还有人翻越学院围墙。见此情况，畜牧系同学刘家祥挺身而出。号召大家组成护校队，协助门卫工友维持秩序，保卫学院的安全。此时校门外的‘群众’越聚越多，其中有的是机关干部装束，有的身着劳保服看似工人，还有从远道而来扛着扁担的农民，甚至还有小商贩。这些‘群众’，奋力冲击学院大门，砸烂门锁強行推开，冲进了校园。正在自习和看大字报的同学们毫无防备，只见他們在校内一路狂奔高喊“把反动学生揪出来”的口号，见到大字报就撕，见同学就抓住推搡不放，命令他们必须交出闹事的反动学生。很多同学被打被骂，吓得四处奔逃。不少女生更是吓得躲在床下眼泪直淌。由于大批外来人员进校，校园设施被毁，狼藉不堪。美丽的花园被夷为平地，一片凄凉惨不忍睹。彭安本说他出于义愤，悄悄摘下校徽逃出学院奔向成都，将这些情况告诉我們代表团知道。他从雅安到成都有一百四十七公里的路程，腰无分文钱，忍饥耐渴连走带跑的到了“金鸡关”，鞋已烂了一只，只好光着一只脚忍痛艰难行走，好不容易才拦到一辆货车苦苦哀求，司机才同意让他搭车到了成都。
我们听了彭安本同学的一番哭诉，个个义愤填膺。大家一致提出必须将这一严重事件，十万火急的向省委、省政府汇报反映，以求得公正解决。不然，公理何在？民主何在？我和施承杞同学，根据彭安本的讲述，当即写了题为《我们的哭诉》的一篇文章，由代表团成员分别向省委、省政府呈报，并向成都各高校学生会散发。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日，我们代表团一行十人（加上彭安本），怀着忐忑焦急的心情，乘车返回了学院。刚跨进学院大门，我突然感到一种异样不祥的宁静。校门上方挂着一条红布横幅，上面写着“热烈欢迎中共雅安地委工作组来院指导整风运动”。一反往日的激情喧哗，整个校园悄然无声，所有的大字报早已荡然无存。我们回到各自的班级，看到同学们无限愤懑与惆怅。对于‘群众’进校一事都闭口不提，仿佛是从未发生过的梦魇。
这时，学院已经复课，离期末考试已为时不远，大家都力争考出好的成绩。考试结束，我们林学系的同学都以为即将去峨眉山实习，其他年级的同学也盼望着回家与亲人团聚。突然，学院发布通告：“根据院党委和院行政研究决定，本暑期暂不休假，学生及教职员工均不得擅自离校，统一按上级党委安排进行政治学习”。接着各系在院党委领导下进行全天学习。先是学习人民日报六月八日社论《这是为什么？》以及《要有积极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工人说话了》等，六月十九日公开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反复学其中增加的区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大概是六月末的一天早上，我去晨练途经大字报棚时，看见大家正观看一张新贴出的大字报。题目是：《揭开所谓共青团员的画皮，请看杨序贤在整风运动中的表演》。指责杨序贤以帮助党整风为名，组织并把持农学系的“和风细雨”大字报社，写出多篇文章，恶毒攻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文艺政策，丑化党的历次政治运动，为反革命分子胡风喊冤叫屈。署名为农学系一群真理捍卫者。紧接着，不断贴出：《杨序贤策划组织‘联合编辑部’是借迁院为名，控制学院鸣放舆论，发起向党进攻的运员令》、《请看杨序贤何许人也》，揭露杨序贤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猖狂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他的阶级本性的大暴露。与此同时，贴出了批判学生会主席刘天眷同学的大字报：《刘天眷依仗学生会主席的职务把持学生会，配合“联编”在迁院闹事中扮演可耻的领头羊角色》，《赴蓉代表团是刘天眷、杨序贤一伙欺骗全院师生，一手策划的反党阴谋》。畜牧系也相继贴出批判李德培、万家贵、汪树伦、赵彬昌等人的大字报。学院被充满火药味的批判讨伐声所笼罩，已洗刷清除干净的大字报棚，重新被铺天盖地的揭发批判右派的大字报覆盖。
在四川日报点名批判农学系主任杨志农教授后，校内立即掀起对杨志农、夏定友的批判斗争。说“杨志农是川农‘迁院’闹事的总后台”，“在四川民盟鸣放会上的讲话，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硬把四川农学院迁院“闹事”说成是四川民盟潘大逵在雅安的试点，要杨志农交待与民盟潘大逵、赵一民的关系；说夏定友煽动学生闹事，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反对党的领导。千方百计牵强附会地把四川农学院学生闹事，联系到杨志农头上，然后再与四川民盟潘大逵、民盟中央章罗联盟挂钩。这样，不仅定为“反革命闹事案”，也陆续在教师中揪出二十多名右派分子。
一九五七年七月三日，一张醒目的大字报标题印入眼帘：“把赴蓉代表团的骨干分子覃承源揪出来示众”。从此，在
系上级上连续不断的对我进行了半个多月的批判斗争。给我强加以下莫须有的罪名：猖狂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胡说迁院决定是对民主粗暴的践踏；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名，含沙射影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污蔑群众进校是雅安地委有计划，有组织对学生的镇压。我們赴蓉代表团的成员，包括彭安本同学在内，全部划为右派分子，无一幸免。四川农学院反右风暴一直持续到八月底才告一段落。
一九五七年十月三十日，党支部书记熊志诚通知我不再上课，到院党委组织部开会，接受处分。到了组织部办公室，只见农学系的万家贵、畜牧系的汪树伦同学已经到场。张部长叫我们三人坐下，然后拿起早已备好的文件，照本宣科地念道：经院党委研究并报请雅安地委反右领导小组批准，现对你们进行组织处理：
汪树伦，男，现年二十岁，四川省江津县人，家庭成份富农。一九五六年秋季入学，就读四川农学院畜牧系畜医专业二年级。该生在一九五七年党的整风运动中，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在其把持的“牛虻”反动组织中，发表多篇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在所谓“赴蓉代表团”请愿闹事中，充当核心骨干分子，现决定予以开除学籍，送劳动教养处分。
万家贵，男，现年二十一岁，四川成都市人，家庭成份地主。一九五四年秋季入学，就读四川农学院农学系农学专业四年级。该生在一九五七年党的整风运动中，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趁鸣放和四川农学院迁院之机，猖狂向党进攻，曾发表多篇恶毒攻击党的方针政策的毒草，公然叫嚣“解放后农民的生活还不如给地主打工”，大呼今不如昔。该生在赴蓉代表团请愿闹事中，充当核心骨干分子，现决定予以开除学籍，送劳动教养处分。
覃承源，男，现年十八岁，成都市人，家庭成份反动军官。一九五五年秋季入学，就读四川农学院林学系森林经营专业三年级。该生在一九五七年党的整风运动中，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趁鸣放和四川农学院迁院之机，猖狂向党进攻，在鸣放中曾作“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教训，看个人崇拜的危害”的发言，含沙射影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并叫嚣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翻案。该生在赴蓉代表团请愿闹事中，充当骨干分子，现决定予以开除学籍，送劳动教养处分。
处理文件宣读完毕，院保卫科人员立即将我们三人押解离校，送至雅安市公安局收容所。我无声地告别了校园，告别了学友，从此，走向漫漫无期的劳教之路。
时光无情的流逝。时隔半个世纪，颠沛流离，大难不死的我，有幸与当年被划为右派，幸存的同窗学友廖成忠、朱伯华、尹化杰、岳维福，何云生等再聚一堂。昔日这些踌躇满志，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早已被岁月的风刀霜剑，血雨腥风浸蚀镂刻成满面沧桑。通过交谈才知道，自从我被第一批处分悄然离校后，学院对已定性的右派分子，陆续进行了处理。首先把学院的迁院事件定性为“四川农学院反革命闹事案”，对为首的杨志农、夏定友教授以及学生会主席刘天眷（农学系）、刘家祥（护校队负责人）、赵彬昌（畜牧系）等骨干分子，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在雅安市召开公判大会，分别判处十至十五年的有期徒刑；对廖成忠、何云生以开除学籍，遣送回原籍处分；对朱伯华、尹化杰、岳维福同学以开除学籍、留校察看处分。其他右派分子均受到送劳教或开除，或留校察看的处分。
二零零七年，我从四川农业大学组织部门获得一份中共四川农学院摘帽办公室“关于改正右派分子工作总结纪要”。纪要写道：
（一）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斗争中，共划右派分子八十五人。其中学生五十六人；教职员工二十九人（教师三人，讲师四人，助教十一人，教辅四人，省地管干部二人，干部五人）。
（二）被定为中右分子的一百二十八人。其中教师一人，学生一百二十七人。
（三）被定为反动组织的二十八个。参加人员二百五十七人。
（四）对上述右派分子，经复查属错划，全部予以改正。
（五）一九五七年在整风鸣放中，师生对四川农学院迁院有意见，因迁院问题被定为“反革命闹事案“，经复查，报经省地委和法院批复，属错案，按错案纠正；对逮捕判刑的杨志农、夏定友、刘天眷、刘家祥、杨序贤、李德培、赵彬昌七人，撤销原判，宣告无罪，恢复政治名誉，落实有关政策。
至此，曾震惊全国，轰动四川的所谓“四川农学院反革命闹事案”终于平反昭雪了。但杨志农教授早已惨死在苗溪劳改农场狱中；夏定友教授在平反后回到四川农学院不久就病逝；被无辜判刑入狱的同学至今有的还下落不明。学院二百几十名受害师生中，有多少人含冤而逝？有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又有多少亲属备受株连横遭歧视？它反射出一个极权专制的政体，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践踏，是何等的卑鄙和残酷。
这场浩劫却被当年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以党的决议形式结论说：“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斗争被严重的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我们不禁要问：既然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右派分子都是错划的，那么，发动反右运动还有必要吗？既然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右派分子是错划的，那么，反右运动还是正确的吗？
曾遭受政治迫害的右派分子虽然已获改正，但被无辜地关押劳教劳改，他们既无财产赔偿，也无经济赔偿，更没有精神赔偿。他们所得到的只有三个字——向前看。
这段惨痛的历史，有人要人们“失忆”、“失语”，不让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不让子孙后代了解父辈们为追求真理而蒙受的苦难和痛苦。若如此，那些死不瞑目右派难友们的冤魂怎能安息啊！
附件一：四川农学院摘帽办公室关于反右复查的纪要
1980年7月对我院1957年整风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右派分子”、“中右分子”、“反革命闹事案”和因“右派言行”受到各种处分的人，进行了复查，现将复查的情况总结纪要如下：
（一）、一九五七年鸣放整风反右派斗争中共划右派分子八十五人，其中学生五十六人（预备共产党员一人），教职员二十九人，其中教授三人；讲师四人；助教十一人（党员1人）、教辅四人；省、地管干部二（党员1人）；干部五人。其处理情况：
对56名学生右派分子的处理：
1、免予处分的4人；
2、留校察看继续学习的24人；
3、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13人；
4、开除学籍，送回原籍的4人；
5、开除学籍，送劳教的6人；
6、“极右派分子”以川农“反革命闹事”论处逮捕判刑的5人（刘天眷、刘家祥、杨序贤、李德培、赵彬昌）。
对29名教职员右派分子的处理；
1、降职降薪的19人；
2、退职回家的2人（吴文昭、赵盛蓉）；
3、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的1人（周新民）；
4、“右派”以坏分子论处送劳教的2人（徐培基、余成礼）；
5、“右派”加历史问题以反革命论处判刑3人（史方苞、李明忠、杨文玺）；
6、“极右派分子”以川农“反革命闹事”论处逮捕判刑2人（夏定友、杨志农）。
（二）、 划为“中右分子”的128人（学生127人，教师1人）均已改正，已发出通知的54人，其余73人地址不详通知未发。
（三）、被定为反动组织的28人，参加的257人，均已改正，已发出改正通知的29人，其余地址不详通知未发。
（四）经复查，报经批准右派予以改正，其改正的名单如下：
1、学生56人名单：
周永义、陈增信、何安泽、万嘉贵、赵珏、刘#林、蔡永华（恢复预备党员并转为正式党员）、施承杞、周强中、欧阳楦、唐启孟、严光跃、邹杨#、张维柏、陈均麟、朱伯华、尹化杰、王度明、张永森、周世雄、张孝勉、肖思本（下落不明）、陈昭麒、帅启文（死）、郑国鉴、张宗孝（死）古代生、侯中元、陈颂宏、毛祖进、宁孝素、刘文瑛、兰富荣、岳维福、杨泽工、刘松康、彭世龙、李家辉、陈作仁、陈朝玉、殷安轮、任淑芳、黄显忠、万承法、覃承源、廖成忠、彭安本、汪树偷、何云生、代传#、蒙日恬（死）、刘天眷、刘家祥、杨序贤、李德培、赵彬昌（死）。
2、教职员29人名单：
余广海（已恢复党籍）、周熙、廖家#、张大祥、黄安怀（死）、刘福绥（死）、吴文昭、史芳苞、李明忠、夏定友、王泽#、周蜀芬、谢家风、刘运筹（死）、杨志农、郭健础、何铭章、王天生、高察偷、陈仲轩（死）、张巨源（已恢复党籍）、沈绍萍（死）、王淑才、赵子文、徐培基、佘成礼、周新民（死）、赵盛蓉（作退休处理）、杨文玺（死）。
（五） 经本人申诉，修改“右派言行”毕业鉴定的7人（李普顺、曹洁贤、罗在文、胡唯一、陈陵和、王定全、王大英）。
（六）、因“右派言行”加上其他问题处理的，经本人申诉复查改正结论的3人（严映武、汪涧泉（中右分子）潘和庄）。
（七）、反右派斗争中，以地主分子论，开除1人（王肆氓）经复查已经改正，作退职处理，并招收其子女1人当工人。
（八）、1957年整风鸣放，师生突出地对农学院从成都适雅安有意见，因“迁院”问题被定为“反革命闹事”案，经复查报经省、地委和法院批复，属于是错案，按错案纠正，对逮捕判刑的杨志农、夏定友、刘天眷、刘家祥、杨序贤、李德培、赵彬昌七人撤销原划，宣告无罪，恢复政治名誉，落实有关政策。
（九）外校和外单位分配来我院的右派分子，经原单位复查改正的9人其名单：
朱向聪、李次白、张启贵、代修甫、侯喜华、黎汉云、陈雪清、张绝平、李学枢（死）
中共四川农学院摘帽办公室
一九八0年八月九日
附件二：《四川日报》１９５７年７月３０日二版文章
右派分子借口四川农学院迁院问题
在雅安燃起的一把“火”
编者按：今年6月15——18日，四川农学院的学生中少数右派分子，在该校教师、民盟右派分子杨志农和教师、右派分子夏定友反动言论的煽动下，曾经猖獗一时。他们操纵和怂惠了一些头脑不清的青年学生在雅安闹事。在闹事过程中曾经扣人、骂人、打人、审讯人、监狱人，甚至对少年儿童也不放过。现在，我们把闹事的过程通过报道公之于世，让读者们从客观事实中来认清右派分子的阴谋活动。右派分子口口声声污蔑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民主自由”，污蔑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社会是“一团糟”；他们妄想资本主义制度复辟，妄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现在我们看看雅安这个材料，如果右派分子的阴谋得逞，那不是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吗？那不是中国人民又将陷于痛苦的深渊吗？当然，中国人民是不容许右派分子这样干的，右派分子的野心也永无实现之日；雅安人民在右派分子疯狂闹事的时候，用正义的行为给予右派分子以坚决的回击，就充分证实了这一论断。人们从这个材料中应当更深切地认识到，今天阶级斗争还没有熄灭，我们必须警惕。反右派斗争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对右派分子决不能采取温情主义的态度，而必须要坚决进行斗争，要迫使他们向人民缴械投降，向人民低头请罪。这一斗争不获全胜，我们决不收兵。
自从赵一明去雅安后，杨志农等右派分子就蓄意在迁院问题上，作为向党进攻的一个出发点
四川农学院原为四川大学的一个学院，于去年9月迁雅安独立建院。该院以民盟右派分子杨志农及教师右派分子夏定友为首的一部分人，长期来，对党的各项重大措施都是抗拒和抵触的。在雅安建院问题上，同样也表现了这种敌对的情绪。自从民盟潘大逵右派集团骨干分子赵一明到雅安传达了潘大逵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和支持杨志农等借迁院为借口的反共阴谋后，杨志农等的活动就更加猖狂起来。
早在杨志农去成都出席省委统战部队座谈会之前，杨志农就在中共雅安地委和民盟的两次会议上，要求表决通过“迁院是错误”的决定，未成。以后，在大放大鸣中，杨志农便在各种会议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污蔑的言论，到处点火，煽动学生请愿、上街贴标语反对迁院。临到成都去的时候，说是去“打老虎”，在车站上向一部分学生讲话时还说，不要顾虑，他是坚决的等等。
被杨志农等操纵的学生右派分子李德培、杨序贤和共青团叛徒赵彬昌等的猖狂活动
6月15日，杨志农、夏定友在省委统战友部座谈会上的反动言论在报纸上发表了。他们说：“农学院不迁回成都就是对社会主义不忠诚”“迁校使几百个教师的心灵被拘禁、判刑、戮杀”，在雅安建校“好像把一棵树移植到沙漠里”，还说什么“不把学校迁回原处，说不定要闹大民主”，等等。杨志农、夏定友的这些恶毒言论不仅是一纸向党的挑战书，也是向远在雅安的右派分子们的一声号令。当时四川农学院的部分右派教师和被杨志农、夏定友操纵的几十名学生，其中特别是学生中的右派分子、三青团员李德培、共青团的叛徒赵彬昌、流沙河的忠实信徒杨序贤等即在学校中鼓动闹事，在校内张贴大量的内容反动的大字报和反动标语，反对党和人民政府，并积极酝酿罢工课、游行、请愿。李德培、赵彬昌等用花言巧语骗取了一部分同学的信任，非法成立“行动委员会”，李德培并自任委员。他还公然联合其他右派分子，筹备成立系的“行动委员会”，要搞“出版组”，“专门对外组”，“宣传组”等，以便有一整套的反动组织进行有计划的反动活动。杨序贤则伙同“六人行”“牛虻”“和风细雨”等墙报编辑组织“联合编辑委员会”，杨序贤自任“联编”负责人，草拟反动传单，企图煽动全校同学起来反对党的领导。李德培在广播中说：“要搞大民主。同学们积极行动起来！”赵彬昌要同学们去掉党、团员的身份，以所谓青年学生身份来发言。李德培还提出了七点计划，表示坚决支持杨志农、夏定友的谈话，还要组织包括他们两人在内的一批人到北京去请愿。这个学生右派分子并在6月16日下午亲自给夏定友打长途电话，请示“机宜”。
所谓“闹大民主”原来是重演解放前国民党反动统治者镇压人民残酷行为
现在，请读者们看看他们“闹大民主”的真相吧！
从6月15日杨、夏的反动言论发表后，被右派分子掌握的学生们即控制了学生会和广播器，组织了四个反共警卫组，控制学校师生的进出，监视党员副院长郝笑天，禁止进场看标语、漫画的少年儿童，深夜高音广播反动言论，煽动该院建筑工地的工人罢工，企图扣留该院工地工人和阻止工地工人大小便。他们还决定闹到地委、专署、市委、军分区、车站，还扬言要捆绑院党委书记，计划举行对杨志农、夏定友等的盛大欢迎和举行报告传达会等。他们不仅仅在校内进行这些反动活动，16日清晨，他们向雅安市民进行反动宣传，派出“联络组”到雅安市中学、工农速成中学进行煽动罢课，在朝阳路一带张贴反动标语说：“反对最高机关——国务院”，“杨、夏两教授说了我们心头话”，“支持和拥护杨、夏的发言”，并扬言，“谁要撕掉这些标语，就要抓谁走”。
这时，准备去成都请愿的七十名学生在河北街汽车站买票时，受到售票员的批评。售票员为照顾各方面旅客的需要，拒绝卖给他们全部车票，并且责问学生：你们不好好读书买这样多票去干什么？要买，叫学校开个介绍信来。于是学生回学校又叫来了一百多名学生，将车站重重围住。当车站职工再度义正词严地拒绝了他们的非法要求后，学生梁伯康等将校章摘下，冒充税局干部，冲进车站经理室，包围杜顺经理。附近工人、农民去劝说时，右派分子学生田树榆竟骂群众“舔共产党的屁股”。兽医系二年级学生万家贵还向市民作反动宣传说：“工人们！农民们！解放后，你们在毛主席领导下，吃不饱，穿不好，你们还跟着共产党走干什么？”
当这些反动宣传受到群众愤怒驳斥的时候，他们回校后却添油加醋地向全校学生进行欺骗性的广播。把他们在校外受到群众自发的正义的责备造谣说成是地、市委有意布置对他们的压制。有一个学生在广播上声嘶力竭地煽动说：“今天他们这样侮辱我们，我们要干下去。”当天晚上，右派学生们不敢到校外活动，却将在学校工作的地委工作组的两个干部（孙德夫、团地委副书记、黄珍，地委宣传部干事）先是扣起来审讯，说他们是“可疑的人”“共产党的便衣警察”“特务”，要揍他们。后来又把他们分别拥到俱乐部和学生会，两处各有数百人将他们推来推去非法审讯。这样，从16日晚上十点多开始，把这两位同志一直斗争到17日清晨两点多钟，最后还强迫孙德夫、黄珍在学生捏造好的所谓“口供”上签名。同时，还有一些学生中的右派分子摘下了学校的证章，混在群众队伍中，打了前去维持秩序的三个同志。其中有中共雅安市委书记陈定华、市人民法院院长龚甲辰等。
雅安人民的正义行为扑灭了右派分子所燃起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火”
四川农学院一小撮右派分子的反共反人民的行为，燃起了雅安人民正义之火。千千万万群众不能容忍自己的幸福生活被破坏，不能容许资产阶级专政复辞。他们一致起来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所有张贴在街上、学校的反动标语、漫画被工人、干部、居民撕得一干两净。工农速成中学等校的学生坚决拒绝了他们丧尽天良的罢课要求。当学生在闹车站时，一个学生拿的一张标语，上面写着：“坚决反对高教局的官僚主义”，群众看后反驳说，“反对高教局就是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的只有台湾国民党。”就在这时，一个老婆婆指着自己的衣服驳斥万家贵说：“解放前，我生有几个儿女，生活很苦，只有一条裤子，现在我儿子当了工人，我的一身都是新的，吃穿都好。解放前，只有你们地主、富农的少爷、小姐才吃得好！”
在学生“审讯”工作组干部的次日，右派学生气焰更为嚣张。校内反动的大学字报贴的更多了。不仅如此，他们还派人偷听党委的会议，17日竟在广播中辱骂当地党和政府，还辱骂雅安群众落后野蛮。他们在16日晚上扣留了看他们闹亊的一个建筑工人和一个撕标语的小学生。小学生的母亲哭着向学校要孩子，这就更加激起临近居民和工人的愤怒。因此，在17日早晨就有五、六百个群众自发地拥进校内抗议右派分子的非法行为，把反动标语全部撕掉。校外很多人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子，校内群众则指责一些闹事学生说：“你们住的是最漂亮的房子，吃的是人民的大米，你们这些少爷、小姐们有良心没有？”有个老头子看到一个戴红色校章的教职员说，你们这些带红牌牌的先生们，对学生是怎样教育的？并要杨志农出来答话：为什么要散布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为什么煽动群众起来闹事？还要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出来承认错误。
一个建筑工人说，为了支援你们，我们有些人带病工作，为的是使你们好好学习。可是你产呢！却在胡闹，却在反对我们，真是忘恩负义。有些少数民族同志激动得几乎流出眼泪来了，他们用不通顺的汉话说，我们刚刚从奴隶社会里得到解放，而你们竟又想把我们拖回去，再叫我们受压迫、受剥削。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好？谁好？你们要反，我们就不准你们反。有些担粪的农民从该院门口过，听到学生在闹事，气得他们马上把粪桶放在路旁，抽出扁担就往里面冲，说，你们吃饱了，没有事情干，来闹事。谁说我们生活没有改善，就站出来，和他说说理。
到了18日下午，为了进一步警告右派分子和被右派分子利用的师生们，雅安市的工人、群众又到学校中去贴了许多标语，劝告大学生们应站在人民的立场，保卫人民民主制度，要他们作一个像样的劳动人民的子弟，不作右派分子的帮凶。接着，雅安市政协又召开了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省、市人民代表在会上一致驳斥和揭露了右派分子杨志农、夏定友等的反社会主义言行。被邀出席的工人、农民代表进一步揭发出杨志农带领学生在雅安名誉乡实习时，曾煽动农民罢耕和该院学生会动员建筑兽医门诊部的建筑工人罢工的事实，教育农学院广大学生，不要再上右派分子的当。
在与政协开会的同时，雅安市工人、农民代表又与农学院学生代表开了一个座谈会。会议中，群众代表对农学院学生这次闹事提出批评，学生代表承认闹事的错误，最后，群众代表希望：一、农学院师生应对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进行驳斥。二、要求学生起来反驳斥和揭露杨志农、夏定友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三、希望同学们回去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坚决斗争，并支持他们在学校内大“鸣”大“放”，不要到校外闹事。会上的发言，特别是工人代表以自己对新旧社会切身体会的发言，给学生代表很大的教育，学生代表们反映：“像这样的发言，对我们是最生动的阶级教育和最好的政治教育”。在这短短的四天中，雅安人民和四川农学院的学生们经历了一场严重阶级考验。在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下，该院多数学生表现了坚定的社会主义立场。一些思想糊涂，有右倾情绪和害“软骨病”的人，在尖锐的斗争中，也逐渐看出了以民盟右派分子杨志农和夏定友等人企图推翻人民民主制度的狰狞面目，从而参加到反右派的斗争行列中，共同有力地回击四川农学院右派分子煽动学生闹事的非法活动，熄灭了由右派分子在雅安燃起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火。
附件三：按
以下资料系原四川省团委组织部长赵明同志逝世后，在遗物清理中发现的笔记。笔记清楚如实地纪录了他在半个世纪前的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时，被批判斗争的右派反党言行。文中对这些所谓反党言行，逐－如实的作了叙述和说明，当时，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仅管仍对自已的言行作了一些违心的认识和检查，但从文中仍然可以清晰的看出，当年，四川省的各级党委，在贯彻毛泽东一手策划的反右‘阳谋‘中，是如何的坚决和卖力。他们颠倒黑白，蒙蔽群众，特别表现在处理所谓四川农学院反革命闹事案中，更是阴险恶毒，千方百计的，企图将众多天真无邪，热情向上，爱党爱国的川农学子置之死地而后快。
我等五七难友们，本着‘正视历史，拒绝遗忘，支恃改革，促进民主‘的宗旨，在整理回顾和反思那一段惨痛历史的今天，这本笔记无疑是一本宝贵的遗产，它从侧面更证实了中共四川省雅安地委，在当年，蒙蔽组织群众，对四川农学院师生进行野蛮镇压，手段的狠毒和卑污，这份遗作，它也将随同众多难友们的回忆文字，载入纪念反右运动的史册，在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中代代相传。愿赵明难友在天之灵安息
原四川农学院林学系59级学生 覃承源 2010年4月3日
笔记资料摘抄
某某（文中指赵明难友） 在邦助农学院整团时，专门找院党委的张巨源（右派分子） ，院团委的吴业成，搜集六月份农学院闹事的材料（某某早在六月份就看到过省委关于农学院闹事的通报） 当时地委工作组的刘德吉同志还对他讲过不能听张，吴的话，但某某置之不理。八月回机关之后，就添油加醋地向团省委付书记王玉培，白尚武同志汇报他搜集的材料，企图骗取党的支恃，当即受到了批评，但是某某不甘心，在8月24号，四川日报又刊载了雅安地委付书记何允夫同志在省人代会上，向全省人民报告农学院右派分子闹事的详细经过之后，某某在8月30号从内江给省委写了一封长达五千多字的信，以反应情况为幌子，诬蔑四川日报，何允夫同志的发言和省委内部通报很多地方与事实不符，说农学院的右派并没有向党进攻，而且恶毒地把打垮右派，保卫了社会主义的雅安市工农劳动群众，诬蔑成流氓，暴徒，并指责群众不该反击右派，而且提出雅安市的群众反击农学院的右派犯了四大错误；第一是造成了广大师生和群众的对立；第二是群众粗暴了；第三是使右派钻了空子；第四是党委在事后既不敢承认组织了群众，又无法使学生相信群众是自发的，因而在大是大非面前只好回避这个问题，下不了台。某某在这封信中极力支持右派，为右派辩护，大肆攻击党和工农群众，猖狂地向党进攻，露出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狰狞面目。
[事实]；1957年6月四川农学院的右派，借迁院问题（56.9由成都迁往雅安后，又闹着要迁回成都） 煽动学生闹事。约六月底，我看到省委一个内部通报说，雅安市群众自发进校反击右派，我当时看了很受感动。7月22日我从泸州专区出差回耒后，团省委要我马上到农学院去邦助整团。事后，8月30日我给省委写过一封信，原信如下：
省委：
上月底，本月初我在雅安四川农学院协助进行整团时，了解了6月17日雅安市民群众涌入农学院击退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以下简称群众进校）中的一些问题，感到有必要向省委反映一下。回蓉后，我先向团省委负责同志作了反映，王玉培同志说；这些问题省委是知道的，李政委并向毛主席汇报过，用不着反映了，接着我就耒到了内江地委，参加中学教师整风反右的斗争，没有向省委反映。
当时我之所以要向省委反映的问题是；一，四川日报7月31日关于‘迁院事件‘中有关群众进校’ 的报道，在一些具体事实情节上和我了解的有一些出入（但不是事实本质的出入，故不是我要反映的主要问题）；二，关于群众进校本身和以后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如群众进校事先是经过地委的布置的，但表面却用“群众自发”的名义（不仅地委，院党委说是群众自发，四川日报的报道说是群众自发，而且省委在6月某日的内部通报中也说是群众自发----
故我不知省委对此事件的具体经过是否全部了解），因此在师生群众中一直未能解决其思想问题，我感到不论是完全的出于群众的自发，或者完全是由地委有组织发动的，都不能抹煞它的正义性和良好作用。但在事后正确对待这一问题上，则确有难处；承认它是地委有过怖置的吧？又会增加群众对这一正义行动的混乱认识；一律作为流言蜚语给予批判吧（地委工作组，院党委是这样作的） ？由于“群众进校” 组织得不好（后面谈） ，事实上无法令人相信，只有在大是大非面前，把这一问题回避下去。其次，在地委和院党委的关系方面，也带来了一些隔阂。我感到应正确地全面地回顾这一问题，以利今后工作。
当时，由于一方面我了解的情况很少（在当时情况下，最初我只是从团员座谈会上发觉许多学生对群众进校很抵触，我很惊奇和费解，但又不好追问事实。就连院党委和团委的干部也都回避这一问题，我只是与院党委组织部长张巨源和院团委书记吴业成在摆谈中了解一些情况，为了避免误会，我也不敢从其他同志中进行正面的了解），一方面王玉培同志说了省委是知道的，也就作罢了。但前些日子我见人民日报上摘要转载了7月30日四川日报的报道，对有些小的出入，仍未作更正，前天又从四川日报98月27日2版上看到了何允夫在省人代大会上的发言，其中所引用的一些事实，仍然和7月30日四川日报上所报道的一样，因此，我不知省委是否派人到川农全面了解过这一情况没有，故又决定写了这封信。
那些地方有出入呢？一、何允夫的发言中说：“工人进出大小便都要受到他们的非法监视和盘问，“据院团委吴业成说，没有此事，可能是把对非法审讯地委工作组干部黄珍时，不让其解便的问题，混到这里来了；二、说“并派出所谓70几个“代表”拥入车站，强迫车站购买全部车票到成都请愿，”据吴等说，实际上只有13个人。三、“反对最高领导机关——国务院”的反动标语，、据吴等说，这个标语至今并未查出，是否真有这条标语？四、说右派分子打了市委书记陈定华，法院院长龚甲辰，据吴等说，实际上，在当时群众进校的混乱局面下，学生与群众，群众与干部都难区别，右派分子更难区别，在群众的激昂情绪下，曾经发生过混乱的殴打现象，而群众所打的人不但无一人是学校中的右派分子，而且还有一部分是进校的群众，据说挨打的有十几个人，其中学生挨打的有五人，内有二人挨打得较重（一个是林二支部宣教委员蔡绍雍，是一个很好的同志，挨打时未吭声；另一个是学生会副主席，农一四班马乐益，挨打时吼叫得较凶）其于被打者，则为进校群众，内中就包括了市委书记和法院院长。当时殴打者是些谁，直到反右基本告一段落时（放暑假），还未查出。当时他们是否认得出某人即为市委书记和法院院长，也很难断定（因为主要是群众愤怒的去打右派，而右分子身份又未暴露，便打了学生，有时连学生也分辨不清，便打了群众。当然右派分子从中作浪也完全是可能的。）
以上几点，因不是问题本质的出入，故不是我要反映的主要问题，最初，我打算向省委反映这一问题的思想出发点是：不知地委是否把群众进校的全貌向省委作过报告没有。当时我想，既然有地委和院党委，还有四川日报的记者在那里，当然用不着自己去操管这些。但直到现在四川日报上登的材料仍有出入｛虽然是些枝节问题的出入，因此我想不管是不是多管闲事，仍然写了这封信。
关于群众进校的正义性和压倒邪气的巨大作用，我同意四川日报的报道，不再谈，只谈一些问题。
根据我的极为有限的了解（加之我当时的有限记录又不在手头），只提纲式的谈几点：在群众进校的那天，由于表面上是“自发” 举动，因此：1，有些进校群众举动粗暴，发生殴打现象，（由于群众情绪激昂，这也是很难免的），据张巨源，吴业成二同志谈，当天下午群众进校的情况较为紧张，绝大部分学生（尤其是女生，为了避免挨打，都躲藏在寝室中，用桌椅板凳死死地顶住了门，并且绝大部分学生（尤其是女生）痛哭了起来（个别未哭的女生，被其他同学骂没有人性，）群众喊学生出来，他（她）们当然不敢出来，而郝付院长却在广播中叫喊学生出来见群众（张巨源说，这是危险的主张，他曾不同意，因为如果学生真的出来，就可能一触即发，而发生混打现象，又由于天已黑了，群众加上学生数千人，有一人动手，就会牵动大部分人卷入，而发生流血事件。）幸好学生不敢出来，郝说了句：“啊，原来你们就是这么大个本领呀！” 2川农教授职员们的小孩们放学回家时，曾遇到一些群众（据说有些象是干部模样），将他们截住，在书包中搜查“反动标语” ，骂是“小反革命” ，吐口水，把小孩子的书撒在地上。随后，有的教授把哭丧着脸的小孩子领到院党委办公室诉说，地委的同志说：“那是群众的自发行动” ，引起教授们很大的反感。与此相对，7月30日四川日报的报道说是右派分子把撕反动标语的一个小孩扣留了一夜等语，椐吴说，无这回事，只是一个小孩被群众挤倒，擦伤了皮肤，领到医务室涂了点药。这种夸大的报道，会在川农学生中引起不好的反映。 3在混乱的情况下，二千多自发的群众谁也不能担保没有一个坏分子，比如据吴说，那天在女生宿舍周围，聚集的群众就显著地多于别处，而有“两个群众” （穿白衬衣，据说很象机关干部）却非要进某一女教师的寝室看一看不行，曾经别人劝阻，但仍闯了进去，引起该女教师极大的反感（事后右派分子大肆叫喊什么“6.17事件简直比沈崇事件还凶” ，造谣说摸了某女生的大腿……以这些纯属恶毒的造谣和诬蔑，来煽动学生的不满。）而更大的危险则是化学仪器室门窗未锁，如稍有坏分子捣一下鬼，极易引起爆炸和失火，故在这种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吴业成才给团省委打了长途电话，团省委当即请示了省委，才由省委杜部长给地委打了长途电话，这时地委王书记（？）公开的在广播中喊：“各单位的负责人注意，请把你们的干部带回去，明天如果需要你们来，再来” 。（大意）这怎能怪事后学生说是地委有组织发动的呢？此外，据我所知，学生中就有二人是清楚的知道，地委开过会，布置群众进校——一个是百货公司某科长泄露党的机密，告诉他的妻妹宋善惠（兽二丙班学生，团支委）结果宋在本班同学中大肆叫嚣是地委布置的；一个是某机关干部告诉他的侄子（川农学生）说，川农学生闹大民主，你不要参加，地委已布置了群众进校（大意）。这个学生也在川农进行了散布。又当天傍晚（？）川农大门曾关闭了一时，有一个老太婆要进校，进不来，便不满地埋怨说“派出所上午叫进来，现在又不让进来——”被学生听见，这一切无论如何也不能使学生相信这是群众自发的举动。即使没有这些现象，二千多群众在同一个下午突然进校，单就这一点也无法令人相信。（如果当学生张贴反动标语或作反动宣传时，与群众发生冲突，因而人越围越多，象前一天的车站事件那样，那是无可非议的。） 4事后，市人委和政协召集学生代表开会，会后要学生代表签字，学生代表不愿签，便批评他们“你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要走社会义道路” 也欠妥。其次，地委刘部长在学校中召集教师中的左派开了一个座谈会，教师们的发言大为不满，当面责备“地委是干什么的……”“这样教育学生我还未见过” 。（这是少见多怪，是错误的，）而刘部长则中途退席。教师们说：“怎么，嫌我们说的话不好听？”
这是有关群众进校的－些情况。
群众进校的正义感和巨大的良好作用（迅速扭转了右派分子猖狂局面）不容置疑。但它也给我们在该校师生中的工作带来了一些被动。比如：“群众进校” 本身是为了打击农学院的右派分子，教育广大师生明确大是大非，但一时曾造成了农学院师生和群众的对立情绪。我想，如当时非要采取群众行动才足以压倒右派的猖獗行为，那么我们就采取公开的，有组织的群众队伍，开进该校和“学生代表”—— 右派分子坐下来谈，那么效果就可能好得多了。笫－使广大师生不致和群众有那么严重的对立情绪；第二，可以完全避免群众自发行动的粗暴现象和可能发生的危险后果；第三，右派分子无空子可钻；第四，更不会在事后回避学生必然提出的怀疑（认为地委是有组织搞的）。其次由于地委对群众进校这件事，事前未给院党委打过招呼，也曾使院党委干部思想搞不通（右派），比如组织部长张巨源同志曾被停职过两个礼拜。当时院党委干部思想右倾，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据张等说，地委提出了划右派的四个具体标准：一，凡同意扬，夏二教授的反对迁院主张者；二，凡同意“联编” 的停考鸣放主张者；三，凡对群众进校思想抵触者（在当时，这三条绝大部份学生都够得上，）四，（？）。当时院党委有的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说如果这样划，那么全院就可能划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右派分子，当即被地委批评为“右倾” ，并说：“怎么，你们还怕右派分子太多了吗？“我看你们党委委员就可能贴大字报反对迁院。”这样形成了地委对院党委不相信，思想上互相隔阂，以后由于在大是大非面前统一了步调和思想，才进行了胜利的反右派斗争。
由于我自己的任务，地位，时间以及院党，团委干部对这一问题的回避和戒备，都不允许我进行正面的了解，当然很难不产生片面观点。我只是觉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有责任和义务把我们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向党反映，观点和事实是否对头（因我未查对）也可能与事实有很大出入，我只是将张，吴的谈话和团员座谈会上的侧面反映和流露，如实地反映给省委，仅供省委参考。
最后，我想用不着申明，我写这封信，绝没有想否认“群众进校基本是好得很的意图，而是希望在战斗告一段落之后，认真地回顾这一事件的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并消除院党委和地委之间的一些隔阂（所谓隔阂也许是我的扑风捉影，但在张，吴二同志对我的谈话中确有这种流露），以利工作。
致敬礼
团省委赵明 8月31日
附：我现在在内江地委“中教整风学习办公室省委工作组” ，予计在九月十号以后可能返蓉，如有错误，请省委批评。”
以上就是我给省委信的全文
再作以下补充说明：
一， 当时我认为这是在肯定群众进校的大方向下，向党如实反应情况的内部参考材料，心想纵然有观点错误，也是“肉烂在锅里的” 。如果有一点参考的作用，算是达到了写信的目的；如果观点错误，根本没有参考之处，我就接受党的批评教育，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不会在群众中产生不良影响。本着这种观点，我不但在川农时，而且回到机关后，除向领导汇报外，从未向任何人散布过信中所说的那些情况。
二， 引起我写信的另一个情况是：57年8月我正在内江专区参加中学教师整风反右运动，当时省委（或是中央？）曾发过一个指示，其中提到在运动的高潮中要注意掌握政策，严格防止打人现象。当时我把川农的情况向省委工作组长宋锡仁同志作了反映。于是我在八月底给省委写了此信。
三， 9月12日，四川日报第三次报道川农6.17群众进校时，（7月30日是综合报道，8月24日是省人代会发言，这次是按人头落实罪行），对我在8月31日信中所提的前两次报道中的枝节性出入，这次都一慨不见了。当时我以为或许是我的信起了一点参考作用。
四， 结论中说我“专门找张，吴收集农学院的闹事材料” 问题，——我到农学院协助整团，当时院党委指定由张，吴和我组成整团临时工作小组，工作中必然要接触到这些问题，我在去川农之前，曾从省委内部通报中看到群众进校击退右派猖狂进攻的情况，很受感动。心想，我们国家有这样高度觉悟的群众，就不帕任何政治风浪。到农学院后，我在召开团员积极分子（左派）座谈会时，却一个个顾虑多端，不肯发言。会后，张，吴便向我谈了信中所说那些情况。当我接触到这些问题时，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我当时的态度是：一方面坚决站在人民群众反右派的一边，揭露右派进攻的猖狂面目，对学生中的一些抵触情绪和混乱认识，正面进行批评教育（可查我在川农的言行以及我的笔记本）；同时，另一方面，由于张，吴反应的情况多是对地委的意见（省委没有派人参加），我便问他们为何不向省委反应，他们都有些怕。我由于思想单纯，觉得在肯定群众进校的大前提下，对工作方式方法上的一些问题，应以对党负责的态度，如实反应，而不应该考虑个人得失，明哲保身，所以才写了此信。
五， ，结论中说我“说农学院的右派并没有向党进攻” ，“指责群众不该反击右派” ，“群众反击右派犯了四大错误” 问题——我的信并不是关于农学院右派闹事的全面汇报，而是只就群众自发进校，反应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并没有否认右派的猖狂进攻，也没有指责群众不该反击右派，我承认自已有错误观点；如说群众举动粗暴，这是极端错误的。但我的主要思想不是指责群众，也不是说地委采取群众自发的作法完全要不得，而是觉得当事后学生了解了地委组织群众进校的事实后，形成了我们工作中的一些被动情况。我不知道我这样如实向党反应情况，错在什么地方。说我“支持右派，攻击工农群众” ，不符合我的思想实际。证明思想实际是客观行动，如果我对群众进校反击右派，根本上是反对的，那么我在川农期间必然要影响到整团工作的正常进行，在离开川农后，必然会把信中所说那些情况在群众中进行非议和扩散。但事实上，我除了向党如实反应外，从未对任何人讲过。
{认错}：由于我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改造，因而在向党如实反映情况的时候，便过多的看重了一些非本质非主流的东西，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一些问题上丑化了人民群众的反右派斗争，这是我1957年最深刻最痛心的教训。
{没有思考清楚的问题}：我的错误不是在根本立场上“支持右派向党进攻，为右派申冤辩护” 。因为我没有任何的背后议论。如果说对党说真话，如实反映情况（其中也有观点错误）就是“支恃右派” ，我感到不知如何理解这样一些问题：反应运动中的问题，是否就是否定运动本身？对反面情况一慨不予置理，或者遇到矛盾绕道走，这是否就是“立场坚定” ？如何理解“有喜报喜，有忧报忧” 的原则？无产阶级新闻的阶级性和真实性是不是矛盾的？新闻真实是否等同于艺术真实？我这些没有想清楚的问题如果是错误的，我衷心接受批评教育。
以上是我对结论的纯属事实的说明，我在结论上签字的同时，就作过的这些事实说明，为什么一直申述不清呢？详见另一个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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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July 20,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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