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桥
在继往一些专门研究王朝更迭的历史叙事中，大部分论者都归责于皇权专制的制度缺陷，以及一些似是而非、大致相同的统治弊端。但对另外一些原因，则不是熟视无睹、就是泛泛而谈。概括起来，无非就是一以贯之地遵循老一套的“内因、外因说”，以此论证一个朝代由盛转衰直至灭亡的过程，就是皇权专制下阶级矛盾日益加剧、统治阶级日益腐朽没落，被统治阶级日益不满、健康力量日益壮大，然后顺应历史潮流取而代之的过程。
这一解释如果符合历史的真实，那只能说明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大背景下，中国历代皇帝或统治者却不仅无视这种进步，反而逆流而动，刻意重复前朝的错误和悲剧，最后自甘亡于耻辱。但无需争辩事实却是：即使是末代皇帝，他们都是接受过良好教育、才智不俗、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一肚子治国权谋的人中之龙。他们大多对皇权专制保有忧患意识，也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顺势而为，主动化解内部矛盾，避免统治根基有丝毫的动摇。但是除此以外，一切外在的因素——包括自然力的破坏、外族与外部势力的挑战与侵扰，都不是一国一朝的统治者所能左右的，对此他们也只能听天由命。特别是一个缺乏认同感、归属感和凝趣力的专制王朝，其分崩离析恰恰可能是广大国民乐见其成的最好结局。
在中国，如果说传统文化为专制主义长盛不衰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那么为专制体制保驾护航的封建科举制度，就应该强化了传统文化的核心地位。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虽然这个民族国家内部发生过一次次变革与革命，封建帝王与科举制度早已不复存在，但专制主义仍然畅行无阻、传统文化依然根深蒂固，一切和风细雨般输入的外来文明，除了马列教条，都在这里遭遇同样的噩运。几千年以来，我们这个民族改朝换代了不知多少次，疆域在扩展——收缩——扩展中固定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之上，人口不断增加已占全球总数的五分之一，生产力水平也与世界同步发展，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并在名义建立了所谓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作为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地区性大国，我们不仅没有发现这个民族已经摆脱了专制文化的束缚，更没有发现在制度现代化建设领域，究竟在哪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步。
事实上，中国的专制体制几千年里依然如故，且“稳如泰山”。特别是在当下，当统治者们不断改变策略，愿意把它当做一道菜肴，做得越来越精致、越来越适合愚民口味时，伴随快速提高的国民收入和个人福利，已完全征服了这群物质的奴隶，使他们越来越心存感激、忠心耿耿。至于这种体制的终结，一时却还难于看到希望，更无人可以预测将来的历史会不会重蹈覆辙，因为它毕竟要受制于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化传统——在中国就是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所以在本人看来，专制体制的最终覆没，并不是其内在矛盾和内在逻辑的一种必然；普世价值能不能如期取代极权意识，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乐观。正因为如此，指出结束这种体制的其它重要条件，就自然成为本文需要解决的课题。
我们抛开文化背景，细细观察中国的历史光谱，便可以发现一种有趣的现象：外部压力对于一个封建王朝或者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重要性、甚或是决定性作用，与历史自身一道出现“多普勒效应”——随历史的蓝移，外部压力会越来越明显地表露出它的强大；反之，则出现衰减。
这里，为了便于叙述，将把我们选取的历史，固定在专制文化这一大背景下，分三个部分试行诸如此类的诠释。
一、从贞观之治到鸦片战争——中古时代王朝更迭的外力作用
如果以两汉为界，从李唐王朝算起，我们可以发现从前那个盛唐不可谓不威风。然而那个以重农抑商为安邦之本、以自给自足为太平之象的王朝，也有貌似强大无比、实则弱不禁风的一面——接二连三的把皇室公主外嫁蕃王就是明证。即便号称古代第一英主的李世民，他敢于首开强夺“董狐笔”之先河，却数度对外、尤其是在突厥面前俯首称臣。如《资治通鉴.唐纪》中记载，“上让之曰：‘吾与汝可汗面结和亲，赠遗金帛，前后无算。’”(此记载虽是李世民指责对方不守约，但说出的是事实——笔者注）已略见一斑。而从“贞观之治”及至武则天的承上启下和玄宗所创的“开元盛世”近150年间，唐帝国虽然内治有方，但为了与外族——外国势力如东、西突厥、吐蕃、契丹、高丽等国的和睦相处，却不得不长期采取密集而屈辱的和亲外交、“金帛”外交(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1949第一版)。但是一场表为内忧、实为外患的安史之乱，便使大唐由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内乱频发、边犯不绝，大唐帝国轰然坍塌、分崩离析。其碎片在严重缩水后的版图上，飘荡了差不多一个甲子才又归于统一。强唐实际上是一种“他弱我自强”式的强，并非皇帝眼皮子底下史官记录的那种强。
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两宋可谓矫枉过正，重文轻武大行其道。虽然它在中国古代史上堪称政治昌明、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典范，朝野上下也相对稳定而少有内乱。用陈寅恪的话来表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但由于朝廷害怕军人篡政而一味孤立军事将领、削弱军事力量，应对来自外部势力的侵犯，不是割地求和、就是花钱消灾。殊不知文明的资源再丰富，也不能满足野蛮的吞噬——这个自以为是的赵氏王朝以及他的子民们，最终还是被北方游牧民族彻底征服，以汉族为代表的中土之国荡然无存。只是这个民族有阿Q精神且又善于自圆其说，始终不肯承认“崖山之后，再无中华”这一事实，并假装这个纯种的外来蒙元帝国，也是我们自己建立的朝廷——理由不过是它在中原建了个“大使馆 ”。纵观北、南两宋举凡300余年，对外用兵鲜有胜绩，好不容易谋得和局，也以大宋年贡绢、献银若干为代价。
如果说宋之前那些封建王朝的覆亡，勉强可由内忧、外患各担半责，那么赵氏王朝则是彻头彻尾的亡于外族。亡国百年，即十三世纪晚期至十四世末，在遥远的欧洲，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正高举人文主义大旗，积极追求自由、平等和个人幸福，崇尚理性，反对蒙昧，从此逐步进入近代资本主义。而在中国，一个繁荣的帝国在被外族政权统治近百年后，本土势力终于赶走了实际上的侵略者，蒙元朝廷被迫北归。不过由此建立起来的，却是一个更加自我封闭和惨无人道的朱明王朝。这个王朝几乎全程陪伴着文艺复兴时期，其中包括地理大发现的大航海时代。只是它从来没有打算真正看一眼外部世界——即便是郑和七下西洋，也不过让虚荣心在更大的空间满足一回而已，没有任何社会政治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等能够促进中华文明向前发展的进步意义。
随后而来的满清王朝作为一个外来政权，虽然最后在所谓文化上为大汉民族所融合，乃至重要的文化特征也被融合成为汉民族文化的所谓“博大精深”。但不管任何人，他都无法否认大清帝国取代了朱明王朝这样一个事实，也无法否认满族文化对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因为就算是一种弱势文化，它与强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都是双向的、存毁相杂的。今天保留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大量口语(普通话)、文字，都是很好的例证。甚至有人统计，单在《康熙字典》中，就清除了八万多汉字。
当然，明、清两朝的败亡，不可能没有其他一些综合因素。但就结果而言，他们与宋元毫无二致，皆为异族统治者所取代或推翻。可以说，没有外力的挤压，内部的变化终归只是个未知数。需要补充一点的是：明朝的灭亡，最直接的原因固然是李自成的大顺军。但历史地看，大顺军又在某种意义上依然是明朝的延续和过渡，它毕竟没有建立有效的统治机制，因此只能把它看成是明朝的残余。
二、“野蛮的文明”与“征服野蛮的文明”——外国势力决定中国的政治版图(1)
我们知道，对于大清帝国而言，真正的悲剧是从1840年开始的，这也是中国近现代化的发端。如果说在这之前的清朝政府，还能够多少扬起一丝征服者的傲慢、还可以为封疆锁国尚能自给自足而津津乐道，那么此后欧、美、日、俄等列强的坚船利炮，无论是作为“野蛮的文明”还是作为“征服野蛮的文明”，都将成为大清帝国的噩梦。满清王朝在与这些早已完成工业革命和开启殖民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较量中，已经彻底丧失了其在“家奴”面前那种不可一世的自信和轻狂。历次战争中屡战屡败，必然需要通过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来换取外交上的暂时承认，从而获得相对安定的外部环境，以便进一步发展经济、增强国力。
恰在此时，大清帝国出现了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 中兴能臣。他们合力剿灭了臭名昭著的太平天国、平定了社会动乱，又开启了意在振兴中华的洋务运动，终于迎来了所谓同治中兴。在这当中，由太平天国运动给国家民族带来的巨大损失虽然难以计数，但终究未能撼动大清帝国的根基，而中国的政治版图也几乎原封未动。这又一次说明，专制体制具有其自身强大的活力，它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脆弱。
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中华帝国的外部环境又一次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刚刚过去的中日甲午战争导致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帝国声望日落千丈，但是清政府依然没有丧失守土护国的决心和信心，中央集权的统治仍然强大而有效，于是才有初得慈禧太后认可的戊戌变法与预备立宪。清庭试图通过全方位学习西方，来加速发展民族工业，振兴国民经济，走出一条富国强兵、重整河山之路。只是，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偏偏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与我们古老的民族和忍辱负重的慈禧老太太开了个绝无仅有的玩笑：专制孵化器不失时机地孵化出一个二十世纪最野蛮的邪教组织----“义和团”。在“扶清灭洋”的震耳欲聋的口号下，“义和团”一边毫无节制地虐杀自己的同胞，一边肆无忌惮地取下作为文化与文明使者的传教士的头颅，以他们无辜的生命和鲜血，染红这帮暴徒高高举起的爱国主义大旗。
这一切令人发指的野蛮行径，无论作为个人罪恶还是政府行为，都已经大大突破了人类文明的底线。当然也不会为发达国家在越来越频繁的国际交往中逐步建立的行为规则和国际公约所能容忍，更不可能让受害国政府善罢甘休。由“义和团”一手挑动的八国联军武装侵华事件由此而起，并势如破竹般直捣大清帝国的心脏——北京。而“义和团”——这一特殊文化孕育出来的怪胎，则最终作为人类公敌，落得个死有余辜、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
今天我们回顾八国联军的武装干涉，在当时的背景下，以其说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公然侵略，倒不如说是大清帝国的自取其辱。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从1840年算起，伴随列强发动的每一次武装侵略，我们这个古老帝国也恰好一步步地走向现代文明。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列强在华强行主张他们的贸易利益，就没有大清帝国的覆亡、更没有中国近现代化的开始。
我们再回顾“国父”孙中山的成功。同样的，如果没有列强——包括沙俄与日本帝国的现实存在，没有强大的外部压力和外国势力的直接支持，没有袁世凯的精兵强将，单凭孙中山和他那些高调鼓吹革命的先行者，必定是一事无成、当然也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取得辛亥革命的成功的。只是清帝的退位、民国的成立，仅仅昭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皇权专制被打倒之后，中国的政治版图反而变成一盘散沙。
这里无意贬低“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历史作用。不过，孙中山先生在推翻了皇权独裁的帝制之后，并没有致力于清除中国的专制主义残余，这却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也许是由于缺乏理论和时间储备)。甚至他的个人观念，也在那个时候发生质的改变——他不仅放弃自由、民主的建国思想，反而极力效法斯大林体制，与共产国际眉来眼去，直到创建了民国时期“以党治国”的党国体制。而这一体制，在大陆也一直被别有用心地利用至今，使中华民族又一次跌入极权专制的深渊而无缘制度现代化建设。
三、“军人与小丑同行、烈士共炮灰一穴”——外国势力决定中国的政治版图(2)
在众多的历史循环中，直接由外部——外国势力决定内部纷争的无疑就是二战结束之后的国共大战。七十多年前，当日本军国主义发动野蛮的侵略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时刻，全国范围内所有中央与地方军事集团——包括昔日画地为牢的各路“诸侯”、民间武装与政治团体，无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空前一致地放弃成见、紧密团结在国民政府周围，自觉接受中国战区司令蒋中正先生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一心抗日、浴血奋战，不怕牺牲，最后在美英等同盟国的战略配合下，取得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抗外来侵略的完全胜利。
但在一场旷日持久的全民战争中，中国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空前惨烈的。为争取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多少国军抗日将士为民族独立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又有多少共产党眼里的所谓军阀势力拼掉了最后一兵一卒，使地方自治、乡村自治毁于一旦、全面倒退。唯独共产党军事集团，在国家民族遭遇灭顶之灾的烽火岁月，不仅可以“保存实力”、而且可以“发展壮大”，由抗战初期的二、三万人，扩展到1947年的近二百万人。直到公然投靠苏联斯大林匪帮，唯法西斯头子马首是瞻；以丧权辱国的卖国承诺，换取斯大林集团的军事物资和军事技术的支持；在各大“根据地”大肆招募抗战结束后被遣散的伪满、汪伪武装，煽动、欺骗急需休养生息的下层民众和下层军人，在刚刚取得“民族独立战争”伟大胜利的艰难时刻，不昔一切代价发动一场所谓“民族解放战争”，誓与合法选举产生的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尤其丧心病狂的是：在整个内战期间，先是利用战场乱局，残酷屠杀那些在抗战中人员和物资遭受巨大损失的各类武装，对侥幸留下而被改编的部队，则又于韩战期间送往朝鲜前线，使无数抗日战争中的伟大军人，被迫充当了斯大林匪帮与金家王朝侵略战争的炮灰，这无疑是中国军人巨大的耻辱。这种耻辱甚至历经了半个多世纪仍然未能洗脱，当局者仍然让“军人与小丑同行”、“烈士共炮灰一穴”。
为纪念中共建党九十周年，这个国家再度变成了红色海洋。毛泽东也再次登上了神台，重新成为社会运动的革命家、军事斗争的战略家、经国济世的政治家。这当然可以看作是传统文化极大的反讽——向来将“仁义礼智信”作为律他而安排的道德教化，使毛泽东成为一个超常地谙熟个中三味的老手——谁更坚决地不择手段、谁更彻底地寡廉鲜耻，谁就更有机会在现实世界取得成功(毛在这方面的成功可参阅戴晴系列文章《真如神》)。事实恰恰就在于作为无神论者的毛泽东敢于大胆地身体力行、而作为基督徒的蒋介石却将信将疑，结果是胜利的天枰一再朝共产党那边倾斜。
今天回看毛泽东、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根本原因，我们并没有发现哪怕在当时亦可称其为神奇的地方。军事上，无非就是利用起死回生的“西安事变”，假借抗日之名，在此后所形成的全民抗战的形势下，一边心安理得地领取国府军饷合法养军扩军，一边卑鄙无耻地制造摩擦、坚持所谓敌后游击，残忍绑架沦陷区民众，扩大地盘、收买人心、打好基础；不折不扣地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中坐收渔利、在斯大林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中甘做走卒。政治上，则一再瞒天过海、戏弄天下，高举自由、民主旗帜，欺骗民主党派和青年学生，抹黑国民政府，极力制造麻烦，在国民党政权失去美国军事支持的时候，以二千万人的生命代价，建立起苏联共产集团的附庸国。
以上那些历史事实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这里重新提起，无非是为了在今后的历史叙述中，避免过度渲染有害无益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避免被极权专制口中的所谓“人民”、“民心”与“大多数人民群众”等词句所蒙蔽；避免在愈来愈紧密的国际交往中，附和极权专制以所谓“干涉内政”为由恶意丑化友邦——特别是大国友邦对本国政治事务所能产生的积极的、决定性的影响；避免以“侵犯主权”为由，挑起友好国家间的敌对情绪。
上述历史还提醒我们：即使在充满激情、崇拜英雄和不怕牺牲的年代，人们尚不能准确把握理性世界，改变传统的专制思维，完成自己对真理的追求。在那个年代，一些为了某种信念而放弃自己生命的思想者固然值得我们崇敬，但在一个愚民化的国度，在动荡不安的岁月、在极权肆虐的年代，有一些生命其实是被无谓地牺牲了！他们或许牺牲于愚昧与无知、或许牺牲于阴谋与陷阱。或许，他们的牺牲就只是简简单单的牺牲——比如十年浩劫中的红卫兵和其他造反组织。人们只有重温历史、以史为鉴，才能对此保持全面、深刻而清醒的认识，才能克服社会情绪在焦躁与冲动中爆发，才能避免民粹主义被政治野心家所煽动，才能避免中国历史在固有的模式内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四、极权专制与长治久安
作为一个正在进行有效统治的极权政权，“长治久安”当然是其极力追求的政治目标。在中国，毛泽东荒谬地想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结果闹得民不聊生；邓小平为了“维稳”，不惜动用军权罢黜两任共产党总书记，人为地制造了特殊利益集团，并且最终成为屠杀学生的侩子手；江泽民之后，“维稳”压力越来越大，如果没有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矛盾将会进一步扩大而爆发。为此，中共领导层不惜牺牲自然环境、自然资源和社会公平，以保证GDP有两位数的增长。这当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国内外大部分学者也并不看好这些措施的长期效应。但是在中国，这些举措却似乎取得了意外的成功——全体国民在经济生活得到较明显的改变之后，政治热情随之烟消云散，自愿按中共的要求“娱乐至死”。而极权专制，便可以继续以独裁的方式垄断公共权力和社会资源，这个国家也可以继续由一个自称能够代表人民利益的意识形态集团掌控一切。
这似乎成了生活在中国极权专制之下的人们无法逃离的宿命。不过在我看来也不足为奇，因为这是在中国。不管较早之前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还是最近发生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的民主变革，他们的成功尚且需要强大的外部压力。像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如果没有思想文化的彻底启蒙、没有外来文明毫不留情的冲击，我想我们很难及时地融入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潮流。甚至会在某个可能的历史时刻，我们将不得不成为这个文明世界之中、文明力量的累赘。
我不以为这是危言耸听。特殊的文化传统，决定了我们天然地缺少变革的动力。前面我们提到了“内因、外因说”，这里不妨从技术角度给予分析：如果说“人民”的、“健康的力量”能够决定历史进程，如果说前朝的终结，是封建制度腐朽没落的必然，那么后朝由“人民”选择的统治者，又为何一次再次地建立一个同样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而且一个王朝从建立至覆没，少则上百年、多则三百余年可以屹立不倒。在这中间，作为统治者的朝廷，坚持的仍然是复制过来的、换汤不换药的“祖训”、“祖制”；而作为被统治者的黎民百姓，除了无缘新帝的真面目，对新朝的统治之术应该并不陌生。但奇怪的是，这两者却能够长期处于相安无事的状态，最多也只是“小摩擦、大和谐”，直到新王朝又一次变为旧王朝，并再一次建立同样一个更“新”的王朝。
我们就这样陷入一种无穷无尽的循环。当然，维护这种循环，恰恰是后起的统治者、特别是近现代国家民族的执政当局一种低成本、高收益和明目张胆的欺骗术——前朝是一个出卖民族利益的统治者，但我们不是。我们代表的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只要在我们的统治之下，你们一定会谋得更大的幸福.....于是人们又一次把自己的命运，毫无戒备地拱手留待新一轮盲目而不确定的统治周期。而在新一轮的统治之中，统治者又将据此声称得到了人民的信赖，并顺理成章地使其统治合法性获得长期的、毋容置疑的自我肯定。
出现在中国的这种极权本质不变、统治架构翻新的王朝轮替现象，将不得不引发人们更深刻的文化与政治哲学思考：为什么作为庞大帝国主流文化的史官文化，会一再保存“亡国只当辞旧帝、为奴犹作迎新主”的记录？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这样一个地域与人口同样庞大的帝国，无论是元取代宋、明取代元、还是清取代明，及至大清帝国的一朝崩溃、特别是中华民国在大陆全面沦陷，都只能借助外部势力才能解决内部纷争？为什么没有外部力量的介入并发挥关键性和决定性的作用，本国人民就只能逆来顺受？为什么仅靠一而再、再而三的的内乱，从来就无法导致统治集团最后走向终结？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有过真正意义上的觉醒和革命吗？
中国的历史学家们似乎不屑于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他们的存在，似乎也只是为他们的祖国作出为上所好的特殊贡献。这些养尊处优的史学家们其实并不是一群具有批判意识的历史研究者，他们从来不敢说出这样一种事实——所谓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其实就是专制文化；而所谓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华民族，事实上从未摆脱专制文化的束缚；因此文化精英虽然层出不穷，但从来就没有在这片土地上，诞生过一位能够引领这个民族告别蒙昧、走向近现代文明、具备世界眼光的、伟大的思想家；从来就不会有人在痛定思痛之后有过自省，人们也只会跟着鼠目寸光的精英们盲目膨胀，成为一群自大狂。
但是，如果我们的思想文化是多元的，我们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多元的，我们的价值也是多元的，那么我们认识世界以及认识我们自身，就不会离真理、真相越来越远而落入阴谋、谬误和陷阱；我们就会在人类既有的文明成果中，摘取那些具有普遍的道德价值与最高的工具价值、能够体现真正的善与公平、正义的那一部分，来造福我们的人们，建设我们的家园，极权专制才有可能走出我们的视野、走出我们的历史地平线，我们的人民才有可能生活在真正意义上的长治久安之中。
2011.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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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July 03,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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