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和柯庆施的妻子自杀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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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逃到了延安之后，大批青年前来投奔，然而，不久之后他们就发现，这里的实际情况和他们从斯诺的书中所看到的，以及他们自己想象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共产党既不抗日，也没有平等，他们后悔了，想打退堂鼓，但这里只许进不许出，他们便写文章发牢骚。共产党表面上公开欢迎他们，实际上却进行着残酷的清洗，他们被和王明一锅煮了。毛泽东说延安特务多如牛毛，就是混进青年当中来的，许多人已经被敌人拉下水了，要对他们进行紧急抢救，延安整风抢救运动随之兴起。运动中使用的酷刑和江西打AB团时用的基本上是一样的，但又增加了３种新手段，一是把嫌疑人关进窑洞，放进毒蛇，噬咬恐吓；二是假枪毙；三是对孕妇不仅割乳房烧阴户，还进行剖腹验胎，这是三千年前殷纣王和妲己用的一项娱乐形式！党中央用这些酷刑恐怖手段逼他们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咬出别人是特务，被抢救者或者乱咬一气，或者上吊跳井跳崖自杀，不少人被关成了疯子，有的少年女子头发都被关白了，这激发了党的文艺工作者的灵感，由此写出了著名歌剧《白毛女》，罪责被巧妙地加在了黄世仁身上，而把“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掉一个”的知识产权栽给了国民党。那个和丁玲齐名的翻译家兼作家王实味，一度非常活跃，《解放日报》上登了他写的好多文章，其中以《野百合花》最为著名。他被“引蛇出洞”，随后被抢救，在窑洞监狱里关押了５年，成了一个植物人，机器人，关押期间还被导演放出来接见重庆来的文化考察团，开口闭口“感谢党和毛主席，王实味罪该万死。”最后果然被用柴刀剁死扔在了一口枯井里。
1942年2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延安提出“整顿党的作风”，在全党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1942年12月，康生以总学委副主任的身份作《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耸人听闻地声称延安“特务如麻”。康生振振有词地罗列了“张克勤是个典型的特务嫌疑犯”的几点理由：“第一，他原在甘肃入党。甘肃党是个红旗党，就是打着红旗搞破坏的假共产党。第二，张克勤的父亲，在兰州被捕后出了问题。父亲是叛徒，儿子还能是好东西？第三，张克勤平时对党就心怀不满，经常发牢骚，说怪话。有这样充分的根据，还不能肯定他是特务？”
张克勤被捕时，才19岁。审讯人员采用车轮战、神经战、突击战的办法连续不断审问张克勤。到第三天天快亮的时候，连审讯人员也觉得困了，蜡烛也要用完了，便打电话请示社会部的负责人，回话是：已是关键时刻，你们怎能休息呢，我还没休息嘛！没有蜡烛，让总务处给你们送一箱去。张克勤实在支持不下了，被迫交待：他是国民党特务，甘肃地下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是国民党特务组织。
张克勤交待的第二日，西北公学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延安各机关、团体、学校也派代表参加了。张克勤在讲台上，泣不成声地说：“我是一个罪人！”接着痛哭流涕地向大会介绍自己如何加入甘肃假共产党，怎样受国民党派遣到延安搞特务活动。
萧煌时任陕北延川县办事处主任，一天被押到边区银行，进行审问，要他承认是“日本特务”。根据是：萧煌的妈妈是日本人；他本人是从后方来的，很复杂；到延安后活动积极；所在办事处短缺3000元款项，被怀疑是用作特务经费。萧煌后来回忆说，为了让他承认是“日本特务”，“对我软硬兼施进行逼供，不认帐，就要杀我的头。”
甘肃地下党组织在审干一开始就成为重点。靠近陕甘宁边区的陇东在审干中首当其冲。所有地下党员全部被捕，被押往延安审查。他们被迫承认是特务，并在严刑拷打之下，乱供一气。1943年3月，中共甘肃省工委领导孙作宾、李铁干等在延安、陇东的近40名甘肃地下党员全部被捕，押往延安，一些地下党员的家属和二三岁的小孩也随大人被关押。
当时把甘、陕、川、豫、浙、鄂等20几个省的地下党组织打成“红旗党”。甚至怀疑所有这些党的地下党员都是“特务”，而进行严刑逼供。中共甚至把“12.9运动”也视为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时任中共中央青委负责人的蒋南翔在1945年3月给刘少奇和中共中央的“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中谈到：听说不少地方把参加“12.9运动”作为审干的尺度；陇东领导“抢救运动”的干部公开说：“国民党于1935年起就在全国实行党化教育，所有那时以后来到边区的知识分子，无例外地都有问题。”因此陇东的外来知识分子，就有百分之九十九点几是被“抢（救）”了（全陇东只有两个外来新知识分子未被“抢救”）。直“抢”得所有外来知识分子叫苦连天，怨声载道！”“抢救运动”中“90%以上的打击是落在自己同志的身上”。蒋建议中央以后不再用群众斗争的方式“普遍肃反”。当时，蒋南翔的“意见书”送到中央后，毛不但将其“留中不发”，而且对蒋南翔组织批判。
1942年底逮捕王实味后，毛泽东又把矛头指向所有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他说：“医大、中研院、民族学院、延大、科学院、鲁艺、西北局、边区政府，都有可能暗藏坏人”。1943年4月，党中央决定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开展审干运动。ffice:smarttags" />4月28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下，设立以刘少奇为主任的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康生、彭真、高岗等担任委员，全面展开审干工作。1943年7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中直机关干部大会上提出抢救失足者：“加紧进行清查特务奸细”。
柯庆施(1902-1965)，安徽歙县人，原名柯尚惠。原就读于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因参加反帝爱国运动而被停学。1920年11月1日，《新青年》杂志发表了柯庆施同陈独秀的通信。在信中，柯庆施赞扬陈独秀的说法“实在说的透彻”，而陈独秀也对年轻的柯庆施多加训导。随后，经杨明斋介绍，柯庆施加入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10月4日下午2时，巡警突然包围了陈独秀住所，逮捕了陈独秀、高君曼、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共五人。上海报纸纷载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柯庆施的名字也曝光于媒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花了很多钱营救五人（保金达500两白银），10月26日五人出狱。1922年１月21日，远东各国共产党及被压迫民族革命团体“一大”在莫斯科开幕。国民党代表张秋白，中共代表张国焘、王烬美、邓恩铭、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高">高ersonName>君宇、柯庆施和《晨报》记者瞿秋白等出席了会议。列宁尽管身体不好，坚持接见了中国代表，并同中国代表一一握手。曾有人引述毛泽东的说法，说：“毛主席说过，为什么叫他柯老，因为他是我们党最早见过列宁的同志。”后来柯庆施成了中共党内唯一见过列宁的人。周子健（曾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在2000年5月28日回忆说：“1939年初在延安，调我到刚成立不久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任部长。副部长是柯庆施同志。听王明说，党内现在只有柯庆施见过列宁。”
在柯庆施任职于中共北方局期间，曾与刘少奇一道建议中共中央尽快采取措施营救关押在北平（今北京市）草岚子监狱中的中共党人。中央批准了他们的建议，具体工作由柯庆施来办。这档子事还没办完，刘、柯两人就闹翻了：刘少奇任命傅茂公即彭真取代了柯的组织部长职务。彭真交好运有几个原因：刘少奇到北方局，对具体情况不熟悉，需要借重当地的干部；他与刘少奇以前有过交往，而刘用人特别注重个人渊源；更重要的事，他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干部，提拔起来后自然会对刘少奇感恩戴德，而柯庆施见过列宁，刘少奇的资历不如柯庆施，柯庆施不服刘。薄一波后来认为柯庆施“在1936年营救我们出狱和1937年营救王若飞出狱中表现不错”。所以，当薄一波担任了华北中央局实际负责人之后，他准备提名时任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的柯庆进入华北局，遭到深知柯庆施为人的刘少奇的坚决反对。薄一波坚持使用柯庆施，刘少奇说：“那好，但后果会是严重的，你可要负责。”
延安整风期间，柯庆施受到审查，主要问题是1933年中央派他从上海赴满洲省委执行任务时，携带大量经费，因敌情紧张，他不敢去，把经费在天津花掉。然而他却向组织报告说，火车不通满洲，后来又改口说已去过满洲，写出假报告。这一欺骗行为，直至1935年中共满洲省委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才被戳穿。这件事作为柯庆施历史上的污点，在延安整风中受到审查，并就这一问题作出组织结论是“犯有在危险时刻动摇并欺骗组织的错误”。
柯庆施与王明的关系一度相当不错。据王明回忆，在整风运动开始后，王明的秘书廖鲁言把王明对他的谈话告诉了毛泽东，柯庆施闻知还专门跑到王明那里提醒王明要注意毛泽东的反应。不久柯庆施就被列为重点“斗争对象”，李富春在会上宣布柯庆施是“反革命分子”，柯庆施就此遭到关押。刘少奇还找柯庆施谈话，点出柯庆施的“要害”在于始终没有揭露王明。接着，柯庆施的问题被扩大化，甚至被诬指为“国民党特务”。有人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墙上写了标语：“柯部长是大特务！”原中顾委委员袁宝华回忆：“柯庆施的事，是康生制造的。审干一开始没多久，高潮还没有掀起来，杨家岭就要开会揭发批判柯庆施，说柯庆施是暗藏的特务。根据是什么呢？在杨家岭大礼堂的二门门背后的墙上有人用刀子刻了九个字：‘柯部长是国民党特务’。康生就根据这个。”邓力群说：“柯老在延安挨整那段时间，天天喝酒，我有时和他一起喝，边喝边聊，我们交谈很多。柯老对江青非常反感。”
杨尚昆1986年回忆：“记得斗柯庆施那一天要我们中直学委会布置，我就提出有什么证据说他是特务？没有！就要开会轰，我就不赞成，我一个，邓发一个，李富春一个都不赞成。就去找康生，他是学委会主任，对他说，这个不行，斗了下不了台怎么办？康生那个时候态度糟糕得很，就说书记处决定了的，你们照着执行。我们就去找弼时，弼时说‘我也不赞成’，但表示他也无能为力。”杨尚昆说：批斗场面非常激烈，康生问柯庆施：“某年某月，有半年时间找不到你，你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柯庆施说他想不起来了。康生又问：“上海党组织受到了极大破坏，你跑到什么地方了？”柯庆施回答说隐蔽在自己的关系家中。马上就有人要柯庆施说出这个“关系”来，柯庆施不说，就有人上来“打他的态度”。柯庆施被逼无奈，只好不开口，康生大怒：“柯庆施，你要有问必答！”和柯庆施一起在北平做过地下工作的人起来揭他说：“你戴了黑眼镜，大摇大摆地在东安市场走，说明你政治上有依靠！”“你还背着照相机，你是地下党员凭什么敢这样招摇？” 柯庆施说这些都是假的，很快遭到围攻。大家就喊口号，轰了一个下午，从下午3点钟一直开到7点钟，什么结果也没有得到。那时，康生开了二三十人的名单，一旦柯庆施突破了，那二三十人都要抓，连关押人的窑洞也准备好了。散会后，我回家经过毛主席住的窑洞，他问我：你们开什么会呀？又叫又闹，开得这样热闹。我说：斗柯庆施嘛！他说：你进来坐下讲讲，怎么个情况？我把情况向他说了，还讲我们3个人向康生报告过，认为没有把握。毛主席听后说：这个会不要再开了，我会给康生打招呼。这件事还是发生在 ‘抢救运动’之前，后来在 ‘抢救运动’中，又变本加厉地追逼，柯庆施的夫人被逼得投了井。”
在延安整风抢救运动中，彭真也有大手笔。当时，中央党校是“抢救”的重点单位，由彭真总负责。彭真作为审查干部的首脑，在延安成为仅次于刘少奇、康生的权势人物。中央党校六个部：即原准备参加中央七大的代表和中共师旅级及地委级高级干部的一部；学员多为中共上级（中上层）干部和军队团级干部的二部；学员基本上是抗战初期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干部的三部以及由原军政学院合并而来的四部和前身是西北局党校，1944年初被并入中央党校，学员多是边区县、区级干部和从国统区来的知识分子的五部、六部。
1943年1月4日彭真结合中央党校破获“吴奚如特务案”，介绍如何与反革命斗争的经验，他直接负责的中央党校就是重灾区。四川省委工委书记邹凤平，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曾因从事地下斗争被捕，对党忠诚，在与敌人斗争中脊椎骨折断，患有胃病和肺病；由于他的脊椎骨已断裂，身体一直不能直立。1938年邹凤平曾在成都约见过来自昆明欲投奔延安的陈野萍，并分配陈野萍去宜宾作地下工作（陈野萍在六十年代及八十年代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40年，邹凤平因四川省委负责人罗世文被捕，川西地区大批疏散干部，与张曙时奉调回延安。邹凤平抵延安后入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在“抢救”前夕的审干中，四川的地下党被打成“红旗党”，他这个原四川省工委书记也“在劫难逃”，被当成“特务”批斗。邹凤平新婚不久的妻子在压力下，也诬指邹凤平是“特务”，随后与他人同居，邹凤平陷入绝境，愤而自杀。危拱之、曾淡如等一大批人，或自杀或疯癫，都毁在彭真的手上。
曾淡如（1906～1943）是四川邻水县石龙场（今同石乡）人，幼年丧父，由叔曾子凡抚养。1926年就读于邻水女师，经中共党员陈峻山介绍，成为首批共青团团员，随后加入中共，被选为妇女支部书记。同年秋，邻水妇女协会成立，又当选为协会主任。1927年暑假，她在鼎屏镇举办了有50余人参加的妇女文化补习班，宣传马列主义，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1930年初，她被调往重庆从事学运、工运工作，后又调到中共四川省委秘书处工作。1931年春，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她在狱中临危不惧，坚称自己为“家庭主妇”，后因无证据，被释放。1932年初，曾淡如改名李蜀君在遂宁女中任教。在中共遂安（遂宁、安岳县）县委，她分管组织，负责遂宁城市工作，后在成立的中共遂宁县特支委员会中任书记。1933年5月，淡如任临时县委书记。1933年8月，省委为配合川陕苏区斗争，决定发动武装起义，组织遂、安、潼、乐中心县委，曾淡如任组织委员兼遂宁县委书记。由于起义时间泄露，被边防军李家钰重兵围剿，中心县委书记张育才被捕叛变，曾淡如被其供出遭逮捕，在敌人“坐软板凳”等多种酷刑下，她仍坚贞不屈。后经多方人士四处奔走，获保释，继续在边防军旅长李宗舫家中当家庭教师。1934年10月，遂宁党组织遭到彻底破坏，张育才供出曾淡如为重要负责人。李家钰急电成都将曾淡如逮捕，连夜押回遂宁，囚于保安团，交军法官罗雅载审问。审讯时，敌人将她衣服脱去，用牛皮筋条拍打，鲜血长流，淡如多次死而复苏，但仍坚贞不屈。最后在友人的劝说和身份已暴露的情况下，淡如承认自已过去做过共青团的一些工作，但已脱离组织多时。于是李家钰乃叫李宗舫保释，继续作家庭教师，随传随到。
1935年，曾淡如改名李淑云，参加妇女读书会学习。在学习中，曾淡如表现出众，周源江、吴均将她引荐给党的负责人张曙时。后经党组织审查，恢复了她的党籍。1937年冬，曾调到省工委负责妇女部工作。随后光华大学迁来成都，组织上派她去“读书”，从事学运。她组织起抗日救亡宣传团，把学生的抗日运动搞得有声有色。1939年，日本帝国主义轰炸成都，学校大量向郊区县疏散，她被派到彭县任特支书记。为了筹集经费安排同志，她还组织了生产消费合作社。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轰炸，党对白区实行隐蔽精干的政策，她于1940年春被调入延安。由于长期在军阀家庭作教师，以掩护地下工作，故先住中共中央组织部接待所接受审查。同年夏，她的老上级邹凤平、张曙时等均回到延安，对淡如情况作了证明，她才被正式分到延安女子大学任干部科长。柯庆施18岁时在安徽老家有过一次婚姻，进入延安之后，又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与小他20来岁的李锦结婚。李锦原本与王若望相恋，正在谈婚论嫁时，被柯庆施插了一脚。不过，李锦与柯庆施结合不久，便告离婚。接着，柯庆施在担任延安女子大学副校长时，与该校政治处女干部曾淡如（曾化名李蜀君、李淑云）相爱，于1941年结婚。女大与陕北公学合并为延安大学后，曾淡如调中央妇委任秘书。1942 年7月延安审干时，康生搞“抢救运动”，把国民党统治区几个省的共产党打成“红旗党”（外红内白的假党），对曾淡如进行重点审查，致使她于1943年1月含冤投井而死。柯庆施自从妻子自杀于延安之后，一直没有重组家庭，直至1948年，46岁的柯庆施再度成为新郎。
黄庆荣说：“1943年秋到1944年春，我在延安给柯庆施同志当警卫员。我当时在中央警卫科工作。柯老受审查停职后，中央调我去给他当警卫员，我每天白天陪他，晚上回到总收发室睡觉。他还有一个公务员叫二娃子。二娃子和柯老的关系很好，整天与他形影不离。柯老那时被停止了工作，我就陪他打打扑克。柯老每天以酒代茶，一天喝两大茶缸高粱酒，上午一缸，下午一缸，一缸约有四两酒。他一小口一小口地喝酒。还吸烟。我在他那里工作时没见他发过脾气。他情绪很好，给我讲讲革命的经历，还讲讲做工作要注意的事。中央统战部一周开一次科长们参加的会审他，他都参加的。平时他不出门。我去了一个星期左右，曾大姐就自杀了，说她是‘戴笠派来的特务’等等。中央领导同志找他谈过话……”
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中央妇委在整柯老的妻子，看管起来不让回家。一天晚上她不见了，找不到了，就去整柯老，要他承认是他把老婆搞走了。柯老根本不知道！后来在一口枯井里找到她，她被整的跳井自杀。那时候整人整得厉害！”当时周恩来的秘书也被打成特务，周回到延安得知此事，当即向毛泽东提出，证明他秘书是冤屈应予释放。
在中央党校一部受审的河南省委干部中，叶剑英的前妻危拱之引人注目。危拱之出身于河南信阳的书香门第，多才多艺，大革命时留苏，1927年广州起义时就曾率领黄埔军校女生跟随叶剑英的教导团一起战斗，在江西瑞金时期就因所谓“托派嫌疑”遭到开除党籍的打击。宋任穷回忆长征时：“干部团里只有一位女同志，就是负责司令部总务工作的危拱之同志。长征途中的总务工作是很繁重、很辛苦的。部队一到宿营地，拱之同志忙着安排大家的吃、住，安顿病号，招呼大家烧热水洗脚等。部队出发前，她督促同志们打扫驻地，上好门板，归还借来的东西，做好各种善后工作。记得在过草地时，我的马丢了，驮在马背上的粮食和全部生活用品也随着丢失了，拱之同志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从其他同志那里为我匀了一份，帮助我渡过了难关。她还在百忙中为我织了一条毛线围巾。拱之同志对干部团其他同志的照顾也是满腔热情、无微不至的。拱之同志缠过足，但是由于马匹少，在整个长征途中，她从来没有骑过马，完全是靠一双“解放脚”一步一步地走完了两万五千里”（宋任穷，1994：86）。1937年，40岁的叶剑英担任八路军参谋长，在延安与长征女干部、32岁的危拱之(1905-1973)结婚。抗战爆发后，危拱之被派往河南工作，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后被中共河南省委推举为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于1940年4月来到延安。1943年3月，上级组织以参加整风学习和帮助党审查河南干部为由将危拱之等调入中央党校，事实上是被集中在中央党校一部受审。不久危拱之就被扣上“特务”的帽子，受到隔离审查。危拱之因不堪迫害，悲愤难禁，手持剪刀朝自己喉咙猛扎一刀，血涌脖颈，但未死成。曾志回忆道：整风期间中央党校一部的动员会上，有一个“河南从省委到基层都有红旗党问题”的判断，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危拱之感到十分绝望，“就在动员会后的一个夜里，在床上用裤带勒住脖子自杀”，被人发现时已七窍流血，但一条命算是拣了回来。此后她半疯半傻，“乱骂领导，乱谈恋爱，并嚷嚷着要脱党。她常跑到男宿舍去当着别人的面和她的男朋友睡一起”；和曾志分到一个宿舍后又召来男友在曾志面前搂来抱去，在床上滚作一团。49年后真的疯了，“她没有儿女，没有丈夫，得不到亲情的关心。组织上为了照顾她的生活而调去一个女工作人员也不大尽心。危拱之上厕所跌断了大腿，她既不护理也不报告，听之任之，真是凄惨得很。‘文化大革命’初期，危拱之就糊里糊糊涂、无声无息地死去了”（曾志，1999：333—334）。
河南地下党也被打成了“红旗党”。原在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河南省委书记张维帧被审查。紧接着，中共通知在任河南省委书记王志杰、宣传部长郭晓棠和一批党员干部到延安接受审查；随后二人又被开除党籍。在审干中，河南省委上到书记，下至一般干部，凡与河南地下党有关系的人，甚至从河南来的党外干部、家属以及13岁的孩子都未逃脱被当作“红旗党”挨批的厄运。他们大多数被打成“特务”、“叛徒”。1943年4月，原任河南省委地下交通科长的杜征远，刚被调到中央组织部工作不久。一天深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他，他打开了门。一声喝斥：你被捕了！杜征远不知所措，被迫跟这些人走。第二天，就对他进行审讯。他说“我从没参加过特务组织！”审讯人员冷笑说：“连河南省委都有问题，你是交通科长，是掌握党内情况的重要人物，能没有问题？河南省委是红旗党，是假共党”。杜征远抵不过，只好认了。王志杰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被恢复党籍；郭晓棠的党籍拖到1950年才恢复，直到1956年才分配工作，文革时，郭晓棠成为河南省第一个被点名批判的人，在残酷迫害中含冤而死。河南地委一级的干部小苗开始不承认自己是特务，但同志们夜以继日地轮番攻心，不让他睡觉，逼他坦白交代：只要他“坦白”一些，就给他煮面条，加以鼓励。这种“恩威并施”的车轮战术整得小苗晕头转向了，他开始胡说，却又不能自圆其说，一追问便矛盾百出。这样搞了一个多月，直到他承认在河南某地曾加入国民党CC特务组织，才认为差不多了，对他的审查方告一段落。承认自己是“特务”后，小苗成了“解放战士”，十分积极地参加对他人的审查，加倍发狠地整别人，希望立功赎罪（曾志，1999：下册334）。被整者用整自己的手段整别人，组织上想挖多少特务就可以挖多少特务。
此时此地，“面条”是有相当诱惑力的奖品。康生领导的中央社会部治安科科长陈龙，整风前收留了一个延安本地孤儿在治安科打杂，大家把这个一天到晚脸都洗不清的孩子叫作“黑娃”。审干时黑娃也成了特务。问其原因，黑娃说：“我馋面条，人家说谁坦白说是特务，就给谁一碗面条吃”（修来荣，1996：145-146）。师哲也发现：“有的年轻人就为了能饱饱地吃上一顿面条，承认自己是‘特务’。面知是吃了，却终身成了‘运动员’，往后的每次运动，都要提出来‘回回锅’，屈辱一辈子”（师哲，2001：165）。
林彪老婆叶群当时也被关起来受审查，和曾志关在一起，她不上厕所，大小便就拉在脸盆和饭碗里，然后往门外一泼，臭气四溢。有时，她甚至就拿过曾志的脸盆来方便。
车轮式的攻心战术，各种手段的逼供、诱供，使许多革命者都无法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如果有人比如曾仍不承认，中央党校一部为这些人专门编了一个临时支部继续加压。曾志认为，“临时支部”实在是个监狱。在这里，打、骂、踢，刑罚多种多样，特别是那些“坦白分子”，为了洗刷自己，也为了邀功，斗起别人来更是心狠手辣。还有个别老红军，对党十分忠诚，但因为与社会接触少，知识面窄，不善于分析，只一味抱着“对敌人要狠”的态度，所以整起人来也毫不留情（曾志，1999：340）。在“临时支部”中，不但有人用皮鞭抽，还有人用嘴咬。“一做过地下工作的老革命叫易继光，被审查时，有人用皮带抽他，遍体血渍，有人咬他的胳膊，肉被咬掉了一块。有一次用绳索吊他两手两脚各一指一趾，高高吊在窑洞的梁上再用皮带抽，真是惨不忍睹。还有一位被斗的女同志被打得昏了过去，倒在地上抽搐，有人却说她装死狗，用脚死命踢她。另一位女同志被打得口鼻流血，满脸尽是血污。月经来了，也照斗照打，结果裤子都咽透了，还把窑洞的地面染红了一大片（悲惨的红色）。上吊自杀的好像叫邹风平，他是来自白区的省委书记…每到夜晚，临时支部这排窑洞的一个个小窗口透出胡麻小灯如萤火虫般的昏黄灯光，四处静悄悄的，只有一阵阵的喝骂声、踢打声和惨叫声越过土墙，越过山梁，飘向漆黑的山野，时断时续，让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栗。”
恐怖的目的表面上是要每个挨整的人接受他人的揭发和组织的指控，如果你真是什么反革命或特务，那么你是不可能在如此高压下漏网的；反之，似乎一旦承认加给你的罪名，你就成了光荣的“解放战士”，从此不再受折磨。但对于这种经不起折磨而屈服的人，也难以获得真正的关照：很简单，你也会屈服于敌人的压力而真的成为党的叛徒。
由彭真直接领导的中央党校，在“抢救运动”中一马当先，造成大量冤假错案。这一段历史一直被掩饰，一直到1980-90年代还有人对之文过饰非。1996年薄一波公正地指出，“中央党校是‘抢救运动’的重灾区之一”，成为批评当年中央党校“抢救”的中共唯一领导人。
薄一波当年曾被编入党校一部担任第一支部干事，他在晚年回忆说：有一件我难忘的往事，其情其景多年来不时的涌上心头。那时我母亲也与我一起到了延安，她在一个深沟的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时，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我：他们都是“抢救”的知识份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抢救”的！薄一波的回忆虽未具体指明这关押上百人的深沟属于哪个机关管理，但薄一波发现，“在中央党校西南角的窑洞里，也关押着‘抢救运动’中‘抢救’出来的150名干部”，其中有武竞天、宋维铮等。
当时在一部接受审查的还有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1942年底，吕振羽夫妇随刘少奇从华中根据地来到延安。到延安后，吕振羽已不再与闻核心机要，而专作研究工作了。吕入中央党校一部后，很快就被卷入一宗“托派”案件中。在审干和“抢救”运动中，原与吕相识的王姓夫妇，被诱导要他们交待吕振羽的“托派”问题。在多次逼供下，王的妻于被迫供出吕振羽是“托派”。有关方面再以此追逼王本人，王某断然否认，并陈述其爱人从未见过吕振羽。然而在高压下，最后王也被迫指供吕为“托派”。不久，王某即翻供。尽管王某已经翻供，但吕振羽仍受到审查，吕详细写出自己的自传，断然拒绝了对他“托派”的指控。吕振羽受此事牵累了近一年的时间，使其创作完成《简明中国通史》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党校一部主任古大存是一位广东籍的老资格共产党员，红军长征后，一直坚持在粤北山区开展游击战争，抗战爆发后来到延安，此时正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彭真的信任，被委之以负责审查高级干部的重任。古大存在党校一部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将一大批老干部整成“特务”、“叛徒”和“特嫌”，引起许多老干部的不满。陶铸的妻于曾志此时也是一部的学员，古大存认为曾志的历史有疑点，但一时又无法查清，于是将其“挂起来”。曾志和陶铸对此都十分不满，陶铸曾当面批评古大存，为何没有证据，仅凭主观主义就将曾志的结论拖了两年。1954年，古大存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期间发言，检讨自己在中央党校一部领导整风时曾伤害了一些干部。1950-60年代，陶铸主政广东，对担任广东省副省长的古大存多有压制和打击，最终将古定为“反党的地方主义分子”；终于报了一箭之仇。
中央党校三部集中了当时延安几乎所有较有名气的知识分子，除了中央研究院知识分子干部外，住在延安文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作家、文艺家（大多来自大后方和华北敌后根据地），在审干全面展开后，也被分别送往中央党校，编入第三部。三部的党员知识分子干部组成7个党支部，按照校部的部署，进行交待历史、检查思想的紧张斗争。东北的著名流亡作家白朗到延安后，与其夫罗烽在延安“文抗”工作，后白朗被调入《解放日报》社副刊部。罗烽因《还是杂文时代》一文获罪于毛泽东和周扬，虽未被公开批判，但已被打入另册。白朗在“抢救”和审干中，受到极大精神打击，先是在解放日报社挨整，继之在中央党校三部遭批斗，终于导致“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白朗糊里糊涂、痴呆麻木，整日不讲一句话”。方纪是以写颂扬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散文《挥手之间》而闻名的作家，他在“抢救”中受到冲击，吴伯箫则被定为“反共分子”。吴曾在黄埔军校学习，国统区传说吴伯箫被整死，在西安为其开了追悼会。1944年7月3日，吴伯箫在《解放日报》发表《斥无耻的追悼会》一文，自述其在延安“愉快地生活和创作，从来没有挨过整”云云。
1943年7-8月，原被安置在西北局“创作之家”的几位著名非党作家塞克、艾青以及从华北敌后根据地前来的杨朔、周而复等被通知到中央党校三部报到，随后塞克妻子韦安，艾青妻子冯莎也被通知进入党校三部。1944年3月，结束自愿流放，从延安县川口区乡下返回的萧军、王德芬夫妇也被送到三部，原先明确规定非党员不能入中央党校的原则，此时也打破了。塞克夫妇、萧军夫妇等被编在各个支部，除不参加党组织生活外，一样接受审查，参加转变思想的学习。塞克才华横溢，是三十年代杰出的话剧演员、剧作家、诗人，曾以主演日本剧作家菊池宽《父归》一举成名，誉满沪上。抗战前夕，创作戏剧《流民三千万》，写下脍炙人口的《救国军歌》，奔赴延安后，又写下《二月里来》，本应是有功之臣。然而塞克性格刚烈，嫉恶如仇，从不阿谀奉承，加之在延安经常执手杖下山上街。被某些领导人视为是未曾改造的狂徒一类，终在延安不被重用。把塞克安置在党校三部接受审查，纯属题中应有之意。高长虹在1926年曾与鲁迅打过笔仗，又是20年代“狂飙社”的主将，1941年11月，经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负责人王世英介绍，高长虹徒步走到延安，一度受到欢迎和尊重。但到了1942年后，高长虹消声匿迹了。在“抢救运动”中，高长虹因“直接向中央提意见，甚至向斯大林提意见”，被康生指为青年党，准备整他，只是由于得到博古和张闻天的保护才幸免于难。高长虹未能进入党校三部，他可能是当时延安唯一的编外人员。党校三部属于有严重问题的单位被整体打入另册。在延安上层某些人眼中，三部的知识分子是一群“异类”，是不配学习“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的。
“抢救运动”对中央军委直属机关也造成极大的冲击。设在延安王家坪的中央军委是毛泽东指挥八路军、新四军的最重要机构，毛泽东也通过军委的电讯系统搜集各根据地的动态以及国统区的各项情报。进入1943年后，原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已靠边站。“抢救运动”展开后不久，担任军委秘书长兼政治部秘书长的陶铸很快被“挖”出来。选择陶铸作为靶子，是因其在1933至1937年被国民党拘押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被怀疑有“特务”嫌疑，当时陶铸还兼任王稼祥的政治秘书，打击陶铸也有暗打王稼祥的用意。陶铸被隔离审查后，情绪极为愤懑。当社会部干部李逸民前去探视他时，陶铸“暴跳如雷地在骂娘”。陶铸落难迟于柯庆施，他曾在柯庆施被隔离后，前往软禁柯的窑洞探望过他。在延安审干、抢救中的这段遭遇，以后成了联络陶铸与柯庆施的感情纽带，柯庆施与陶铸这两位有过白区工作长期经历的干部与刘的关系一直比较冷淡，而刘少奇在审干中，位居决策地位，极有可能插手过对柯庆施、陶铸的审查。当毛泽东对柯、陶伸出援手后，这两人就成了死命效忠毛的大将。1949年后，柯庆施、陶铸皆获毛泽东重用，1960年代初分任地位极显赫的中共华东局和中南局第一书记的职位。1953年陶铸还一度涉入当时高层领导人内部对刘少奇的批评议论（即高岗事件），也是因毛泽东的保护才未被打入“高饶反党集团”，事后继续获毛泽东的重用。1965年柯庆施病逝，陶铸极为难过，曾在家中悲伤落泪。1966年春夏，毛泽东调陶铸入中央，实指望利用陶铸与刘少奇的宿怨，向刘少奇开炮。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将陶铸一下提拔为中共第四号人物，谁知陶铸竟辜负毛泽东的厚望，不忍对刘少奇过份打击，在被多次提醒后仍无改变，终遭毛泽东的抛弃。柯庆施则因早逝，未卷入文革，但江青在六十年代初于上海策划反刘少奇的阴谋，得到了柯庆施的全力支持。1943年在延安被整的柯庆施和陶铸，成为毛泽东手中掌握的日后对付刘少奇的两颗棋子。
刘少奇是1943年4月28日成立的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的主任，在肃反上直接领导康生、彭真、高岗等人，是延安整风的第二号刽子手。从1943年底到1944年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清理出的“特务”多达1.5万多人；还挖出了6岁的小特务。
据刘少奇1949年在天津的一次讲话中说，当时延安审干中采用了恐吓和刑讯的办法，仅延安一地自杀而死的就达50～60人。死去的有上千人。自杀往往是唯一的解脱。有的跳城墙，有的跳井，有的把妻子孩子杀死然后自杀。自杀几次才终于死去的为数不少，一个物理教师先吞火柴头未死，再悬梁自尽。自杀未遂的人受到的无情待遇，从三五九旅政工干部王恩茂的日记中可见一斑：“要一个同志来谈话，因他坦白后大翻供，吃了一把碎玻璃，实行自杀，督促他写检讨材料。”弗拉基米洛夫写道：“人人为保命而斗争。不用说，好多坏蛋玩弄‘忠于毛’的一套而爬上去了。作这类事情，专业知识、贡献和经验都不必要——重要的是表明对毛泽东忠心耿耿，对此大肆叫嚷，同时诽谤自己的同志。党的原则为个人钻营、毫不掩饰的献媚和自我贬损所取代。”这些“坏蛋”中就有刘少奇和彭真等人。
延安整风3万多人被清洗杀害，王明也在被杀之列，但因为他身后有苏联撑腰，所以毛不敢公开杀他，便指使康生、李富春、金茂岳给王明下毒。毛开大会批判王明，被批判者中毒卧床不起，他的妻子孟庆树出面辩污，扑上主席台抱着毛的腿号啕大哭，请他能凭良心主持公道，他不为所动，冷笑着欣赏这个美人儿痛哭流涕。后来在另一次大会上，他又能逼迫着孟庆树上台辟谣，自己抽打着自己的嘴巴，道是有人说毛主席指使金医生给王明同志下毒是造谣诬蔑。1944年，党校三部学员陈波儿与四部学员姚仲明合作，创作了一出抨击“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在延安广为演出，受到领导的重视和好评。
历时3年多的整风运动，名义上说是一场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但实际上却是一场不亚于江西肃反的、不折不扣的恐怖运动，整个延安的气氛就是恐怖，除了恐怖还是恐怖。互相揭发，告密打斗，狗咬狗，鸡斗鸡，人人自危，冤魂遍地。
这个运动毛泽东依仗的有两个人，两股力量，一个是肖劲光的留守兵团，另一个则是康生的特务组织——社会部和情报部。当时康生刚从苏联学习回来，他把整个延安和延安的干部当成了他的恐怖实验室和实验品，那时他有个外号叫做“刑官”。抢救运动并没有清查出真正的国民党特务，这不是他们的方法不高明，而是这时的陕北共产党内确实没有特务。唐纵是仅次于戴笠的国民党第二号特务头子，人逃往台湾了，但笔记本被共产党缴获了，日记表明，他因为在陕北的共产党里头没有内线而痛苦。尽管如此，但却有3万多人被迫害致死。
毛泽东在整风结束时曾脱帽鞠躬致歉，说是原想叫大家洗个澡，但不小心把灰锰氧放多了一点，叫同志们受苦了！这实际上是他的的一贯的《捉放曹》的手法，和当初对待高岗、许世友的是同一计策。共产党毛泽东的根本目的却达到了，通过这个运动，整出了象丁玲、范元甄、邓力群那样的马列主义老太太老大爷，和一大批马列原教旨主义者。人们对党和毛泽东更加惧怕了，更加尊敬了，更加谈虎色变，噤若寒蝉了，党的战斗力更加强大了。
几万人的死亡受难，只换来了毛泽东的一个脱帽道歉，但是，就这个姿态也立即使活着的人们感动得热泪盈眶！整风完毕，他们便告别了亲人的尸体，带着遍体鳞伤，更带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又继续为党卖命了。有的1960年幸存下来的孤儿现在还说毛泽东的好话，有的在文革中被打残的老干部还说江青好，薄一波能将为他平反的恩人胡耀邦反砍一刀，九死一生的老右派景克宁、提钟政、张贤亮、曲啸等等，临死加入了共党，还以向党献颂词为荣……
人常说：“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豁在外！”“棍棒底下出孝子”，这反映了中国人对暴力暴君的屈服和归依，仁慈、清廉有时反倒成了无能的表现。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种劣根性！1957年反右派、1959年反右倾、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恐怖刑罚就更多了，花样名堂比起瑞金打AB团、延安抢救运动时又上了一个新水平，竟至发展到吃人肉，吃人的内脏。这一活动尤以湖南道县和广西武宣县为烈，数万人死于武斗，“阶级敌人”的心肝被毛泽东的红卫兵和革命派活活挖出分吃了，这些吃人者随后成了共党的新鲜血液。
1970年代王明总结说，延安整风抢救运动实际上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预演，这个观点是有根据的。现在有人说文革是踢开党委闹革命，其实这是一句谎言，文革期间党委一直都是存在的，有一段时间革命委员会和党委是同一个东西，即他们常说的“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一直都起着领导作用，在幕后操纵着红卫兵打砸抢的方向盘，只不过是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走马换将快一点而已。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一直都在发号施令，对刘少奇等人的处理决定，都是在中央全会上做出的，而不是由中央文革做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