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大跃进全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文：曹思源）
转载自国防大学辛子陵教授所著《千秋功罪毛泽东》P353-358
三年大跃进全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
三年大跃进全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这是评价毛泽东一生功过的一个重要史实。改革开放前一直严密封锁这几年的人口变动情况。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经国务院批准，才在这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1949到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字。西方几十个大通讯社都突出报道了1960年人口总数比上年净减一千万的消息，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1991年8月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胡绳主编、邓小平题写书名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出版，以无可争议的权威性指出：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左”倾错误的一再发展……1959年的粮食产量仅为三千四百亿斤，比1958年实际产量四千亿斤减少六百亿斤，而当时却被估计为五千四百亿斤，认为比庐山会议公布的“经过核实”（其实还有浮夸）的1958年产量五千亿斤增加8%。由于估产偏高，当年征购粮食反比上年增加一百七十三亿斤，达到一千三百四十八亿斤，超过实际产量的三分之一。1960年粮食产量进一步降为二千八百七十亿斤，比1959年又减少了五百三十亿斤，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棉花也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跌落到建国时的水平。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城乡人民平均粮食消费量减少了19.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减少23.7%。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23%。猪肉人均消费量减少70%。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九个县死亡率超过1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原本希望快一些让人民群众过上较好的日子，结果却出现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误的最严重的后果和教训。（见该书第368至369页）
中外民间学者对大跃进饿死人的数字进行了坚持不懈的研究，比较公认的数字是三千万左右。历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的研究成果《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原刊于《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一期，后由相关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于2005年出版。这个研究成果是以省县地方志关于人口变动的统计为基础的，作者自述引用地方志一千零五十种，立论客观，数据扎实，接近真实地反映了三年大跃进全国饿死人的真实情况。能取得这样的进展，首先要归功于改革开放后各省县地方志修撰工作的完成，曹树基先生的贡献是把三年大跃进饿死人的问题由估计推算阶段推进到统计计算阶段，他的分省列表数字建立在对一千四百六十二个县统计资料“认真求证”的基础上，这就向全面揭开三年大跃进饿死人的真相前进了关键性的一步。
表一 1958—1962年全国各省灾区非正常死亡人口（人口单位：万）
省名 灾前人口 非正常死亡人口 比例 排序
安徽 3446.0 633.0 18.37% 1
四川 7191.5 940.2 13.07 2
贵州 1706.4 174.6 10.23 3
湖南 3651.9 248.6 6.81 4
甘肃 1585.7 102.3 6.45 5
河南 4805.8 293.9 6.12 6
广西 2009.9 93.1 4.63 7
云南 1918.3 80.4 4.19 8
山东 5343.5 180.6 3.38 9
江苏 5296.3 152.7 2.88 10
湖北 3074.9 67.5 2.20 11
福建 1547.9 31.3 2.02 12
辽宁 1931.0 33.0 1.71 13
广东 3839.3 65.7 1.71 14
黑龙江 1564.0 19.0 1.21 15
河北 5544.6 61.0 1.10 16
江西 1713.6 18.1 1.06 17
陕西 1832.0 18.7 1.02 18
吉林 1280.9 12.0 0.94 19
浙江 2570.3 14.1 0.55 10
山西 1621.1 6.0 0.37 21
合计 63474.9 3245.8 5.11
据表一，四年大跃进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三千二百四十五点八万人。全国各灾区省（不包括内蒙古、新疆和西藏）非正常死亡人口占各省灾前人口总数的5%。在华东地区，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的18.4%，江苏占2.9%，而浙江只占0.5%，江西略高，也只占1.1%。区域内的差异相当大。在华中地区，湖南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的6.8%，湖北只占2.2%。在华南地区，广西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的4.7%，广东只占1.7%。在西南地区，四川高达13.1%，贵州10.5%，云南只有4.2%。在西北地方，甘肃占6.5%，陕西只有1%。在华北，河南高达6.1%，山东为3.4%，河北（含北京和天津）只有1.1%，山西更低至0.4%，这种差异与各省第一书记的素质有很大关系，凡是大跃进中“对毛主席革命路线”跟得紧的，死人就多；跟得最紧的，死人最多。如安徽的曾希圣，四川的李井泉，贵州的周林，湖南的周小舟，甘肃的张仲良，河南的吴芝圃等。有些年轻人认为，如果饿死三千万，按当时人口算，差不多每二十个人里就有一个饿死，这个数目是不可能的。他们生活在城市或较好的省份，在自己周围的亲友中没有发现饿死人的现象，就认为全国都是如此，忽略了城乡之间、省与省之间、县与县之间饿死人的这种极大的不平衡性。
200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1959年至1962年全国大饥荒的历史档案有限制地解封、这是官方正式内部公布的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权威数据：
1959年，全国十七个省级地区，有五百二十二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九十五万八千多人。
1960年，全国二十八个省级地区，有一千一百五十五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七十二万多人。
1961年，全国各地区有一千三百二十七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十一万七千多人。
1962年，全国各地区有七百五十一万八千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一百零七万八千多人。
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三千七百五十五点八万人。
这个数字与民间学者的研究成果互为印证，说明民间学者的调查研究是实事求是的，并无夸大抹黑之意；官方数字是以当时的历史统计资料为基础的，稍高于民间统计数字，说明官方公布的数字是实事求是的，无文过饰非之心。
据专家统计，1949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二千一百二十九年中，共发生二百零三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二千九百九十一万多人。（《大自然探索》1984年第十期，陈玉琼，高建国《中国历史上死亡一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的时间特征》）而毛泽东三年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三千七百五十五点八万，比中国两千多年间因自然灾害而死的全部人口还多七百六十四点八万人。这不是个别政策失当，是根本理论的错误，是根本路线的错误。所谓合作化、公社化的理论、路线和道路，是空想社会主义，既不能带来富裕，又不能带来平等，是造成大灾大难的总根源，应予彻底否定。
大跃进中饿死人的事情，不是天灾，是人祸。1959年6月底，全国的粮食储备还有三百四十三亿斤，折合一千七百一十五万吨，够城镇居民一年之需。但是，在当年粮食减产三千万吨（六百亿斤）的情况下，毛泽东亲自掌控的“政治设计院”，却决定出口四百一十九万吨粮食换取黄金和美元，出口量相当于上述粮食储备的24%。城市粮食供应马上紧张起来，连北京、天津、上海也只有几天的存粮了。为了保证大城市不出乱子，继续向各省搜刮粮食，这样一来又多饿死了很多农民。1960年全国缺少二千四百万人的口粮，按每人/年三百二十市斤作为维持生命的基线计算，合七十六亿点八千万市斤，三百八十四万吨。如果不出口那四百一十九万吨，当年就不会发生严重的饥馑，一个人都不会饿死。但毛泽东一心想造原子弹、氢弹，与苏美争霸，扬威世界，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决心要实施他所谓的“大仁政”（和梁漱溟辩论时说过的话），而把救济灾民、不让老百姓饿死看作是“小仁政”不屑一顾，照常出口粮食换汇，以采购相关的设备和材料。1959年6月，正当无数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危急关头，毛泽东决定实施“596工程”7，建设原子弹基地。当时的口号是要钱给钱，要物给物，要人给人，一切为“596工程”开绿灯，享受同等待遇的还有钱学森所从事的导弹研制项目。后来，原子弹是上天了，人们至今津津乐道毛泽东的伟大，须知是三千七百五十万条鲜活的生命把原子弹送上天的。任何政府都不会、不敢、不可能这样决策的，只有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敢这么干。不能把发展原子弹和出口粮食对立起来，推迟三四年再出口粮食换汇，就可以出现既舒缓了民困、避免饿死人，又造出原子弹的两全其美的结果。1961年又动用外汇进口粮食七百五十万吨，就更加证明1960年出口四百一十九万吨粮食是饿死人的直接原因。所以，饿死人的事情是决策错误，是人祸，是毛祸，是毛泽东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是毛泽东排挤周恩来，亲自担任“政治设计院院长”主持政府工作的直接结果。这样说不是免除了其他中央领导人和省、地、县各级领导人的责任，而是说第一位的，起决定作用的、主要的责任人是毛泽东，就如同说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的正确理论、正确路线、正确领导一样，大跃进饿死人是毛泽东的错误理论、错误路线、错误领导造成的。历史应该这样写。
在民主体制下，议会是民意机构，是作为政府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其任务是对政府决策是代表还是违背人民的利益作最后的审查把关。执政党是不能左右议会的，议会不通过，政府的政策就不能出台。如果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真正具有当家作主的权力，不通过钢铁生产翻一番的高指标，不通过公社化的体制，或有权力断然制止祸国殃民的大跃进，是可以避免和大大减轻这场大灾大难的。令人遗憾的是在1960年3月30日到4月8日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二千名来自全国各省的“人民代表”都奉命三不谈：一不谈粮食征调任务过重；二不谈农村缺粮；三不谈饿死人。只准“畅谈”所在省区的“大好形势”，举手通过进一步大跃进的经济计划。在我们的政治体制下，毛泽东的决策，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没有一个人置疑，没有一票反对，一路绿灯地顺利通过。反右派以后，再没有一个梁漱溟了； 反右倾以后，再没有一个彭德怀了。党外没有民主，党内也没有民主。这种政治体制是非改不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