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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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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发表于 2012-6-5 19:52 只看该作者
唐德刚评毛泽东
毛泽东这位小学国文教员出身的农村知识分子，和农民们起义的领袖，本质上他是和陈胜、吴广、刘邦、刘秀、黄巢、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英雄好汉们是同一种动物，只是时代不同，在思想行为上，略加点时代色彩罢了。
他们底心理状态，都永远脱离不了中国式的“做皇帝”，那套老底子，和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那个老社会。如今皇帝是不能再做了，但是从传统的“帝王专制”，转向现代化的“民主法治”这项必然演变的程序，他老人家就无此视野了。至于现代政治家所应具备的，有关民主法治的一般常识和基本概念，例如“人权”、“法理”这些观念，在他脑海里也是连影子也没有的。
毛对现代人权的认识，实在是连“权利”、“权力”都搞不清楚。遑论其它呢？毛氏对法律的认识，也停滞在两千年前传统法家的层次。他所知道的法律，只是惩人之法的“王法”和“刑法”而已。他对现代法理学（Science of Jurisprudence）中底保民之法（保护人民不让恶政欺压，孟子所谓“保民而王”）的基本概念，可说是一张白纸。但他强辩足以饰非，硬说这套西方的正统文明，只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不值一顾。
至于马克思主义的法理学，又是什么东西，则他连写标语的知识也没有了。自己不知，却强不知以为知，以天纵英明自许，绝无任何虚心来向他人请益。【笔者附注：列宁就不同了，列宁原是西方传统法学训练出来的律师，他对这两造不同的法理学，自有他的另一套“列宁主义”的诠释。虽然也流于偏激，却远非毛氏所能及也。在虚怀若谷、礼贤下士的学习态度上，毛甚至不如蒋介石；当然与孙中山就更不能相比了。】
链接：流氓与无产阶级
1、什么是流氓？流氓就是违背公序良俗、违法犯罪、作奸犯科的社会底层人员，又称人渣。若要探究流氓的本质，那就是一批彻底的实用主义者，一批不受人间任何宗教、道德、法律观念约束的人。流氓与强盗有何区别？从总体而言，二者可归为一类，但细究起来，强盗主要依靠暴力来违反规则，不以耍赖为荣。也就是说，相比于流氓，强盗还有些光荣感——丛林社会以强壮为荣、为美。而流氓，由于实力不逮，故而根本无荣耀与美德感，只是活一天算一天，欺软怕硬，耍赖欺诈，无所不用其极。
一般说来，流氓都是无产者。中国人一说到无产者、无产阶级，那是要肃然起敬的，因为无产而成为阶级，那就是有了神圣性了。但在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的笔下，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无产阶级不可避免与道德的堕落相联系。因此，流氓与无产者，二者具有天然的联系，所谓“饥寒起盗心”，就是对这一社会现象的经验概括。
无产者中不都是流氓，由于宗教、文化的作用，绝大多数穷人也还是安分守己的，但凡能活下去，他们一般也不会违背公序良俗、作奸犯科的。但无产者中盛产流氓，这也是事实。流氓无产者最具革命性与破坏性，这是古今中外普遍的现象。
流氓而又彻底无产，那革命性、破坏性是非常强的，他们唯恐天下不乱，天天都盼望着“又运动了”“又革命了”。因此历朝历代的革命者，都非常依赖流氓无产者。革命导师马克思对流氓无产者非常厌恨，在他看来：“流氓无产阶级在所有的大城市里都是由与工业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一群人构成的。这是盗贼和各式各样犯罪滋生的土壤，是专靠社会餐桌上的残羹剩饭生活的分子、无固定职业的人、游民……能够作出轰轰烈烈的英雄业绩和狂热的自我牺牲，也能干出最卑鄙的强盗行径和最龌龊的卖身勾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92页）”。
历史上凡能成就一番事业的，都是厚黑的主。列宁与毛泽东，反马克思之道而行，对流氓无产者青睐有加。列宁与斯大林经常组织手下喽啰抢劫银行以筹集革命经费。毛则为湖南农村的痞子运动高声叫好。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动考察报告》最早刊于中国湖南省委刊物《战士》上面，其中还有一段话：“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最重要的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这段文后来发表被陈独秀删去。但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游民无产者是理直气壮持肯定态度的。事实上中国早期第一代领导人等，正是来自这一革命时期中的游民无产者。
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也是催生无产阶级老一辈革命家的摇篮。所以毛泽东当时在文章里称赞他们是“革命先锋”、是“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是完全有道理和事实依据的。因此，中国的特殊在于流氓不仅在下层，而且在高层、中层，都普遍存在，所以中国不仅多流氓无产者，也多流氓有产者、流氓中产者。
流氓都是彻底的经验主义与唯物主义者。你若想以神明、来世来规劝他，那叫对牛弹琴。他是活一天算一天，根本不考虑今后、更不相信来世，只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毛曾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话确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全世界的流氓无赖，都是无所畏惧的。不信你看鸭绿江对面的那个主，人家那主体思想，说穿了就是唯我主义。
2、流氓无产者，身上有革命性和反动性两重属性。
革命性：他们是无产者，他们处于社会底层，天然地对现行社会秩序不满。他们好勇斗狠，他们热衷于反抗，热衷于破坏旧制度，对于社会变革，他们是不可忽视的推动力量。
反动性：他们也是流氓。他们曾经被剥削，但奴隶一旦哪天成了主人，他是一定要做老爷的，他也一定要有奴隶的。抄了老爷的家，一定是要到小姐的牙床上去滚上几滚的，甚至还不愿意下来。如同李自成打进北京城，“闯王来了不纳粮”的军队马上成了欺压百姓、烧杀掳掠的兵匪。
鲁迅先生曾写到：中国的良民，在官与贼的夹缝中生存。这个“贼”就是流氓无产者。
他们喊着“人人平等”的口号，内心里却向往“有些人更平等”的特权；他们扛着民主的大旗，却干着专制者才有的勾当；他们挥舞着自由的幌子，却试图钳制别人的发言权！
他们与他们所咒骂、反对的对象，在本质上，在对权力的渴望上，对暴力的推崇上，对自由的钳制上，对异己的打击上，并无二致。
倘若这个社会充斥着流氓无产者，就算有了民主，也只会成为多数人的暴政，如专制一样，同样是一种梦魇。
当林彪自认为看清了毛的时候，曾愤愤地跟家人说：“你们不觉得他像个痞子吗？太像了！如果我将来输给他，只会输在我痞子劲不够上。”
3、赵树理对农村流氓无产者的痛恨更甚于对地主的恨，他认为解放后农民最危险、最该警惕的敌人并非地主阶级，而是掌握了乡村政权的流氓无产者。
地主们，不管是大地主还是小地主，也不管是剥削致富还是“勤俭致富”，在减租减息、大清算和土地改革的摧枯拉朽的运动中，统统失去了原来的阶级身份和社会地位，无一幸免。1947年，晋冀鲁豫边区有2.1万名地主在不到一年内被消灭了。
赵树理在山西的农村里，初次领教流氓手段的可恶与可怕。在土改过程中(包括反奸、反霸、减租、减息历次复查直至平分土地)，不少地方每次运动开始，常有贫下中农尚未动步之前，而流氓无产者趁势捷足先登，捞取便宜的现象。
赵树理在为自己的小说《邪不压正》的主题思想作辩解时说：“据我的经验，土改中最不易防范的是流氓钻空子。因为流氓是穷人，其身份很容易和贫农相混。在土改初期，忠厚的贫农，早在封建压力之下折了锐气，不经过相当时期鼓励不敢出头；中农顾虑多端，往往要抱一个时期的观望态度；只有流氓毫无顾忌，只要眼前有点小利，向着哪一方面也可以。这种人基本上也是穷人，在未改造之前就被任命为干部，使其有发挥流氓性的机会。在群众头上抖威风。”这就是社队干部往往比地主都要坏一万倍的原因。
流氓无产者哪朝哪代都是政治势力手上的工具，而流氓无产者也乐意做工具，反正自己手上抓了一把臭牌，所以，天天盼着停电，等再次来电了可以重新抓牌，等又抓到一把臭牌了，就再次盼望着赶快停电！这就是流氓无产者的内心，不论他们喊得口号如何变化，什么主义了，什么民主自由了，本质上无非是希望停电，好重新抓牌！中国的历史在这点上绝对是独树一帜，成为了一种民族文化传统了！
4、当今我国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两极分化明显，基尼系数高企，社会矛盾尖锐。在这种形势下，毛左与民粹思潮，在中西部地区与社会金字塔的底部泛滥成灾。河南洛阳毛左公然集会，鼓吹要发动第二次文革。毛左与民粹本是一家，都是流氓无产者的思想旗帜。北京一位历史教师，因为不愿再掩盖历史真相，对学生说了实话，引来毛左民粹的流氓围攻。
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今天，对所有声称信奉它的人来说，几乎都面临着一个现代化的问题。民主主义左派做出的选择是把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去：让共产主义理想从斯大林主义的异化和扭曲中挣脱出来，恢复其鲜明的“人的面孔”，让共产主义学说更具有吸引力和号召力，再通过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让人民自己做出选择。而假左派们，则是顽固地拒绝给人民以选择权，甚至不惜网罗流氓无产阶级加入他们的别动队，把一条凶险的、不可琢磨的前途强加给人民。写到这里，我眼前似乎浮现出一幅生动的滑稽场面：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假左派挥舞着他们“封建、专制、革命、镇压”的烂旗，身后跟着一帮由盗贼、惯匪、敲诈勒索者、恶棍、骗子手、职业乞丐、无业游民、娼妓、地痞流氓等各色乌合之众组成的“革命队伍”，嚷嚷着《我是流氓我怕谁》之类的“语录歌”，正在大街上神气活现地前进咧。
我不否认，如今这个社会极度不公，一方面是统治阶级的声色犬马、骄奢淫逸；另一方面是劳动者的悲惨无助、艰辛困顿——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坚持不懈地为实现公平和正义而斗争，甚至为此付出代价我们也在所不惜。但是，我们斗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流氓无产者开心，而是为了人类的公正，团结，友爱，而实现这一切的根本手段是非暴力。即使我们在特殊情况下赞成一些暴力手段，也只是对那些作恶者实施“正义的惩罚”，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下，我们都坚决反对并鄙夷那种不分青红皂白滥杀无辜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和那些籍着“追求正义”的、滥杀无辜的911恐怖分子何异？
魔由心生，一念成魔，夢魘裡的心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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