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贝：在北京当“泡兵”的日子

作者：石贝 文章来源：开放  更新时间：10/24/2011 1:55:23 AM  

●一九六九年，北京八、九成中学生都被上山下乡，去了东北、云南的军垦农场或是插队落户，我是例外地逃过上山下乡的极少数学生之一。


文革之后的一九六八年底，毛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北京掀起中学生上山下乡热潮。一九六九年，中学六六和六七届之中的将近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学生，被分配到内蒙古军垦农场，或东北军垦农场，或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等地插队落户，我却是例外逃过上山下乡的极少数学生之一。

哪儿都不去！

我属於六八届毕业生。一九七○年北京市委突然改变政策，我们这一届的学生可以留城，到北京的工厂当工人。可以不下乡.

但是这份幸运却并不属於我。一九七○年，文革初期的血统论依然在发酵，我和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被告知不能分配到工厂.我和一位女同学接到通知，让我们到辽宁省抚余县插队落户。其他同学去农场。

同班同学，分配差别如此之大！原因很明显，我的父母是医生，父亲曾留学美国，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我便成了黑五类。那位女同学的母亲是日本人，父亲是中国人，文革中被打成特嫌（特务嫌疑），六八年生病失治而死。

我和那位女同学暗下决心，对插队分配置之不理。我们感到太不公平，我们不敢跟军宣队（校领导）讨甚么说法，我们保持沉默。

因为农场有工资，而插队是要跟老乡一样挣工分，所以我想去农场，总比下乡好。便分别去找内蒙古和云南的军垦农场驻京负责人，请他们接收我。没想到，他们审查我的档案之后，认为我父亲是大右派，更有太多的香港和美国海外关系，不能把我安排到接近国境线的军垦农场，以免我叛国投敌。

当时还有一个机会，即家中只剩一个子女留在北京的，可以不去上山下乡.我父亲自戴上右派帽子后，便被驱逐出北京，到河北乡村落户，我的兄姐也都在外地，家中只有我和母亲，况且母亲患有高血压心脏病。

於是我找到军宣队陈情，说明我是有资格留下来照顾母亲的，谁知那个军人对我说：

“我们是有这个政策，但是，你母亲是右派老婆，我们不能让你留下来照顾一个右派老婆。”我一听心里就气炸了，这算甚么屁话？就算母亲是右派的老婆，她莫非就不算人吗？越想越气，我咬咬牙决定：哪儿都不去！

这个决定在当年是非常非常不易的。我独自守着这个秘密决定，既不敢告诉母亲，又不敢告诉同学.假如被人揭发，抗拒上山下乡，轻则遭批斗，重则可能当反革命分子抓起来。我知道是绝对要保密的。

癡读《红与黑》

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何我当年敢於这样做？这要从文革初期说起了，出身不好一直是我的一大包袱，文革一开始就成了干部子弟的天下，强调出身成了他们的法宝，我们早就被甩在一旁了，连出去搭火车大串联的权利都没有，只配在教室里学毛着，跟家庭划清界限。

甚么革命啊，造反啊，红卫兵啊，都跟我没甚么关系，我就像路边一滴水珠，无人理睬。这倒也好，成就了我自己的一片天地。

我有几个因缘际会的朋友，都是外校的，而且也都是出身不好的，其中一个家里曾是北京某书店的老闆，文革一来，红卫兵就抄了他们的家，把那个放满书的房间用封条封起来，谁都不准进去。红卫兵们忙着串联干革命，也没时间来处理这些所谓封资修的旧书。冬天寒风吹起，封条背后的浆糊也被吹乾了，这家的孩子跟我的境遇相同，待着没事做，便试着推开被封的木门，门开了，封条还没有脱落。从那以后，这家劫后余生的书就成了我们这个小圈子的“甘泉”，从这家流到那家，我们恪守约定──准时借还，书不传到外面去。

这些书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也成了我的思想启蒙老师，我至今保留着一本读书笔记与摘抄，日期是一九六八年四月，也就是说，我从那时起，便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反洗脑”。一直到两年以后，面临上山下乡的时候，我已经初步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能够分辨现实的荒谬，决不会随波逐流。

有一天，我正在看司汤达的《红与黑》，语文老师来家动员我下乡，我却一句也听不进去，望着他，不理会。被他发现旁边的《红与黑》，他拿起来，故作惊诧地说：

“哎呀，你怎么还在看这种资产阶级的书哇，怪不得你不上山下乡！”我一把抢回他手里的书，然后跟他说：

“老师，这是我的家，请您注意点影响好吗？听说红卫兵抄了您的家，把您上万册的书放在缸里烧，把缸都烧裂了有这回事吧？”老师不自在地站起来就往外走，边走边说：

“你今天态度不好，我不跟你说了。”

第二天我到学校，参加上山下乡学习班，军宣队的主持人，讲话中不点名地批判我──有人躲在家里看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黑书，抗拒上山下乡.语文老师就坐在一旁。

那些日子里，几乎每天都跑到中山公园或故宫的大殿后面看书，整个人浸在书里的情节中，陶醉在我自己的世界里.

病留北京当泡兵

学校对我无计可施，便向在医院里接受劳动改造的母亲施加压力，母亲坦白地回答：

“我说话我女儿不听啊，我是漏网右派呀，她要跟我划清界限，我说甚么她都不听，你们还是找她去说吧。”

后来这对话成了我们家常常讲的笑话。

北京市当年对於像我们这样的学生，有个称呼──老泡，即泡在北京，不去上山下乡.家里只剩下一个子女的叫困留，有病的叫病留。我本来符合困留，但因出身问题不获承认，那就要逼我走另外一条路──病留。当然我是没有病的。要找“病留”的理由。

因父母都是医生，家里很多医书。我研究一番之后，发现“坐骨神经痛”最为可行。然后就去医院看病，按照书中所讲的症状，躺在诊断床上，死活抬不起腿，医生试图帮我抬腿，我就大叫疼痛；去照X光片，居然检查出我有腰椎□化情况，真天助我也。医生终於在疾病证明书上写下了坐骨神经痛，不宜重体力劳动这几个字。如此这般，我有了病留的条件。

其实老泡之中像我这样做的不乏其人，大家反正都是为了抗拒下乡.私底下互相交流：要患肾炎的，可在尿中滴点鸡蛋白，就成了蛋白尿；滴点鸡血，化验出来就是血尿……还有制造高血压的，搞得医生也大惑不解。

无悔，不听党的话

我们这些对上山下乡作无声抵抗的人，对於外面人给我们“老泡”的雅号并不领情，而有一个更骄傲的自称──泡兵。像是打游击战的士兵，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目的只有一个──逃过上山下乡，拒绝听党的话。

到了大规模动员上山下乡的后期，管分配的老师也都开始产生厌倦情绪，不想成天跟我们没完没了地作对，甚至有的老师暗示：你不想下乡，只要给我一个医生证明就行。

他们对於我们的游戏逐渐心知肚明。甚至也来参与.有一个干部（党员），一天，找到我，说有一种药叫“益寿宁”，对高血压心脏病疗效特别好，他买不到，问我能不能帮个忙？

我心领神会，回家跟母亲一说，托在三线工作的哥哥，寄来了两盒难得的益寿宁交给那个人事干部，当然我没有提到费用。我回想，这大概是我平生第一次被动参与贿赂，但我至今没有罪恶感，那是不得已而为之。

直到一九七一年夏天，学校终於把我分配在北京东城区一街道工厂，结束了我的“抵抗”生活。那位中日混血儿女同学一直陪伴着她的日本妈妈，也被分到了街道工厂，但她从不去上班，直到后来离开大陆赴日本定居。

算起来这场“抗战”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每当我想起那段度日如年的日子，都感觉好像有七八年那样长.现在曾当过知青的都在争论是否“青春无悔”，我是没有资格参加争论的，但我经历的那场“抗战”，一样可以喊出──青春不悔，毕竟顶着大潮，敢於不听党的话，避免上了那条广阔天地的贼船浪费生命，逃过精神和肉体的大劫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