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魔准备至少饿死5千万和战死4亿国人

毛魔准备至少饿死5千万和战死4亿国人fficeffice" />

 

1980年代的一些出版物，争相刊登毛泽东在大饥荒中不吃肉，和全国人民一起共度难关（记得一部朝鲜电影也有农民拿起饭碗哭的镜头，说金日成都吃的是粗粮），老百姓一听，深受感动，主席都不吃肉了，咱吃糠咽菜算什么？

 

事实真相是，毛的私人医生鉴于猪肉胆固醇含量高，建议他以素代荤，找来专门师傅给他做由面筋、烤麸、素火腿、素鸭，还有活鱼鲜虾等十几味西餐。

 

中共政权在建政初期，亦步亦趋的走苏联的老路即靠剥夺广大农民的基本生存权，来换取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的。于是在全国各地征购农民赖以活命的基本口粮，出口去换取工业化的原始资本。所以，中国现政权对于当时会导致大量农民死亡是有绝对的思想准备的。

 

1950年10月因“抗美援朝”导致财政困难，在ffice:smarttags" />11月15日的中央财委会议上，陈云说：“现在还不能向工人求援，亦不能向资产阶级找出路，公务人员亦没有什么油水……还是多剥削农民”。从1953年秋开始，中共便为了军事强国计划，大量出口粮食换取苏联援建的项目，从而与农民展开了全方位的争夺粮食的战争。毛泽东说“要教育农民少吃，吃稀一点，国家则要尽可能减少销售，以免在一般农民有粮季节吃得过多”；饿就用“薯叶填补”。薄一波（薄熙来的父亲）承认，“农民绝大多数粮食均被强制抢走，被驱向死亡的境地”。

 

1955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黄炎培给毛写信说：“一般居民生活苦，尤其是农民特别苦，吃不饱”毛说：“黄炎培，得意得不得了，整他一下。”毛还说：“缺粮户，也不是一年到头都缺，顶多缺6个月”。有的高干劝毛少征粮。毛斥责：“马克思主义是残酷的，良心是不多的”，“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

 

1957年，毛在莫斯科全球共产党大会上说：“有人说穷是坏事，我看穷是好事。越穷越要革命。人人都富裕的时代是不堪设想的……热卡太多了，人就要长两个脑袋四条腿了。” 毛让农民吃野菜和糠，他把农民当牲口，这就决定了毛要用饿着国人的残酷手段来筑起共产主义的腥长城。毛意识到大跃进政策会导致“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1958年11月21日，毛对高层讲：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碳、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1/3或者1/10或者5千万人。”以当时全国6亿人口计，毛预计大跃进造成死亡数字是：3亿、2亿、6千万、5千万。毛明白这样说话太露骨了，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死5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要撤，头也成问题。”但他没有下令不干，反而示意要下面的人干，把责任推给他们：“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可见，毛是故意要饿死人。

 

有人说，尊重人，要以人为本！然而共产集体主义文化里，集体是目的，个人是为集体服务的手段。共党流行语是：个人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本钱者，手段也。毛就是把人当手段当炮灰的典型。1949年12月毛访问苏联时就对斯大林说过：为了世界共产主义的胜利，我们中国准备死3亿人，当时中国人口4.5亿，3正好是4.5的2/3。1957年11月，毛在莫斯科举行的全球64国共产党大会上公开宣称：“有人说中国人爱和平，我们说不对！我们中国人好斗。原子弹是纸老虎，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核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27亿人口，可能损失1/3；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死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把所有与会的听者吓得瑟瑟发抖、鸦雀无声！真是宇宙的总魔王！1958年毛多次在各种会议上说：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打核战争，中国准备用2/3人口即牺牲掉6亿人中的4亿人来赤化全球，毛要做地球王。为了一个主义可以让全球90%以上的人的死掉，可见，共产主义就是草菅人命的邪教。

 

1958年许多地方已开始饿死人。1959年全国已赤地千里，路有饿殍。这年春天，山东省副省长谭启龙带领部分干部，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于1959年春赴济宁、菏泽两地区调查研究。走遍十几个县、100多个村庄之后，他在济宁市召开了济宁、菏泽两个地区公社党委书记以上的干部会议，他说：“‘大跃进’的热度高到一定程度了，发烧烧到说胡话，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是左倾机会主义、冒险主义。有人说：‘得不偿失的说法不对’，我看就是得不偿失”。“这种情况(指当时灾情)我还没见过，简直不如旧社会。这是党在历史上脱离群众最严重的一次。”“生产力的破坏，比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毁的都厉害，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都厉害。‘共产风’不是一般的风，比台风还厉害，是旋风，是龙卷风”。‘三面红旗’成了‘三面黑旗’了，人民公社成了人民的敌人了。”

 

大饥荒时担任河南信阳市长秘书、后来从水利部退休的余德鸿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亲眼目睹了人吃人惨祸：成千上万的尸体倒在路边和地里；衣服被人扒走了，臀部和腿上的肉都不见了，活下来的人后来说那是被饿狗吃了。但余说，“这不是实情。那时候所有的狗都已经被人吃掉了，哪儿还能留着狗？”那些尸体是被当地居民吃了。许多信阳人是靠吃他们家人的尸体，或他们能找到的其他无主尸体活下来的。

 

“天地万物，唯人为贵”，把人仅仅当作可利用的手段是反人类的。马棚失火，孔子问伤人了吗？不问马。说明在孔子看来，人比马重要。在中共社会，人命连草都不如。大跃进时，河南登的农民给骡子刷牙，掰开骡子的嘴，结果农民胳膊被咬骨折了。在湖南甚至出现了公社女饲养员给猪戴“孝”的事！人们不仅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而且死后还要被作践。1958年12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说：“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人死了有好处，可以做肥料”。1959年，曾当过土匪的河南固始县期思公社党委书记蒋学成响应毛号召，创造了熬人油当化肥的办法，据反映熬了100多个小孩，经调查证实熬了20具尸体。

 

中共宣传说：周恩来捧着饭碗掉眼泪，说对不起老百姓，让人饿死了。但他在大饥荒中特批粮食给贵州茅台酒酒厂酿造他爱喝的茅台酒，让周边的怀仁县饿死4、5万人。还执行毛的指示，拒绝外援并出口粮食换取黄金以购买制造核武器的资源，还禁止开放粮仓赈济灾民，当周恩来接到大饥荒时期粮食和人口变动表，马上下令：立即销毁，不得外传。

 

当年的统计饿死人的方法有很多，总是想尽办法尽量减少死亡数字，以保住地方官员的乌纱帽：地主不算人，小孩不算人，有病的不算等等。就是这样一个缩小的数字也被销毁了。

 

文革中被毛泽东整死，火化了都不知道是谁的刘少奇说过：“七分人祸三分天灾。人相食，我们是要进史的。”但他惊人的高论：“农民吃饱了，我们吃什么？工人、共军、学生、知识分子吃什么？国家建设拿什么搞？”言下之意，农民是不需要吃饱饭的。

 

“在大饥荒期间一直是施行压农村、保城市的政策，时任贵州省粮食厅长的王民三回忆，1959年底12月19日，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电话会议上说：‘省里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要求各地顾全大局保北京，还在饿死人的贵州，被迫调一亿斤粮食到北京。邓小平到四川时对李井泉也讲过和彭真类似的话，认为四川缺粮不如大城市的政治影响大，要李井泉从政治大局考虑，多调出粮食保城市”（《墓碑》p952页）。王录生在《炎黄春秋》2010年第8期文章提供了详细的资料予以了佐证。王民三虽然也患了浮肿病但总算捡了一条命。可怜的是农民大多饿死了，贵州省是重灾区。

 

李井泉故意饿死四川老百姓1250万（真是数字2000万），这个毫无人性的家伙残忍地说：“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在他眼里，平民百姓的生命不过是草芥而已。

 

李井泉秘书陈振寰口述：1960年夏天，总书记邓小平到四川传达中央一个文件，传达完了，吃完中午饭就要走。当时，在省委办公大楼下边，临上车的时候，李井泉提出到机场送他。他说：“井泉啊，粮食还得调，死人也只能死我们四川的人，不能死北京的人，也不能死上海的人。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

 

由此可见，广大的农民的宝贵生命只是这些政治人物保全个人地位的砝码，让哪里人吃饭不让哪里人吃饭，让哪里人活让哪里人死，都是他们一句话说了算。和邓后来的着名理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如出一辙，几亿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都是他们私有的，任意取舍的。邓小平不是曾经指示“有些问题放到下世纪再说，先搞经济。”等犯罪的老家伙都死了再说。

不能死北京的人，也不能死上海的人。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

——金河埂之殇
2011-12-04 作者：原始口述︰胡合江（父）笔录整理︰胡川徽（子） 　  

为什么会饿死那么多的人？

我老家所在的无为县，饿死20-30万，超过南京大屠杀

我们安徽无为饿死多少人？杨金声在《我亲历的瓜菜代生活》中记载︰“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县饿死82278人，1960年饿死126524 人。1957年底，全县总人口为982979人，1960年底只有662557人，减少了320422人。再加上1961年饿死的人数，无为县总共饿死人应当在30万以上。”这个数字可能不包括新出生的人口（加上这个，就饿死更多的人）和逃亡外地的人口（减去这个，就没有饿死那么多）。谢贵平调查的结果是，全县饿死20余万人，占“大跃进”发动时总人口的20％。死亡率在1/3-1/5之间，这个死亡数字和比例之疯狂，甚至超过了所谓的“南京大屠杀”。

我父亲不是专家，也无法掌握这些详细的资料，但是我们金河埂村180多人，饿死80多人（保守数字也是60多人），逃亡20多人，活下80多人的数字，大致误差是不大的。我们家当时4人，大伯饿死，大伯的童养媳后改嫁，我爸爸和叔叔在外地炼钢铁和修铁路，因而没死。从我们村死亡人数来看，杨金声的数据，是可信的。

为什么会饿死那么多的人？很多其他地方的人不理解，很多现在的人也不理解。有一些人说3年大饥荒饿死人是谎言，也有一些人​​说饿死没有那么多人，有一些人说是自然灾害，还有一些人说是苏修逼债，还有一些说这只是上面领导善意的政策失误、是下面领导素质不高的人执行太疯狂等等。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不但查阅了杨继绳的《墓碑》，曹树基、王维志、金辉、Kane Penny、Jasper Becker等人的相关著作，还直接详细地询问了我的爸爸，于是得到了一个相对真实的粗线条。

第一点，虚报粮食产量，强行征收粮食。

1958年刮起大跃进风，赶英超美，到处放卫星，说各地亩产超万斤等等。那个年代，还没有杂交稻，虽然说我们那土地较肥沃，​​但是亩产一般就是三五百斤，现在也很难过千斤。说亩产超万斤，各个地方的官员必需完成这个上报指标，报少了要批评，甚至撤职，算是犯了错误。于是大家竞相浮夸，浮夸的结果，就是上缴征粮，按照老百姓的说法，上级吹牛得奖状，下级吹牛要交税。没有交那么多粮，就是被“瞒产私分”了，是很严重的罪行，轻则批评撤职，永不录用，重则批斗至死，株连一家。没有收获那么多粮食，却数倍地上报，于是公社里面的存粮、谷种、饲料都被迫上缴，公社仓库没粮食，大食堂也就没有，时间一久，自然就开始饿死人了。这个是大批饿死人的最直接的原因。

第二点，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瓦解农村饮食自给自足的基础。

1956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跑步迈入共产主义社会。先是要求取消单干，入“入初级社”，紧接着“入高级社”，后就实行大锅饭大食堂，成立人民公社，在我们安徽叫法是“大呼隆”，就是将所有的粮食、工具、牲畜、田地，几乎包括所有财产，全部上缴。然后集体到公社大食堂统一吃饭，统一耕种。家里的锅碗瓢盆也砸掉大办钢铁，说留着也没什么用。大呼隆并不是自愿的，按照我爸爸的说法，一开始，也有很多人抵制，但是上面的人将建国后各种公共费用，例如打仗、修水利等钱，也算在老百姓头上，要农民偿还。这是天文数字，自然是不可能还得起的。1958年，我们那为了彻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实行大跃进、大锅饭、大呼隆，对不执行的地方干部，称呼为“社会主义的拌脚石”，实行大逮捕。政府逮捕邢修章（原生产队长），要求其他全部干部都要写入党。邢修章用我们那土话，说了一句“牛B套了头－－不干不招（不行的意思）”，就这一句话，让他坐牢2月，生了大病回来。胡合胜、陆大成、单长发，严少生大概5个人，反对搞大呼隆，全部遭到坐牢和批斗。

借社会主义改造之名，行抢劫全社会财富之实，所有人沦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

现在建立了《物权法》，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于是反拆迁的浪潮在全国风起云涌，此起彼伏。但是在1956-1958年，那时候没收几乎全部私有财产，这些财产尤其是土地，甚至是百年几百年祖先的积累，就这样几乎没有任何补贴就被夺了去。在这之前，民国国民党时期的货币，几乎成为废纸，而共产党的中国，也经历了几次类似现在朝鲜的货币改革，就是将解放前的钱，按照100等高数字的兑1等方式，将民间的钱彻底洗干净了。就这样，几乎所有的人家都不可能有什么可观的积蓄了，连续发生这些事情，将老百姓真正搞得一分不剩，一穷二白的，无论你曾经是富翁、还是贫穷，现在都是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了。大呼隆能够轻松征收一个人的全家财产和土地。共产主义不是打土豪分田地，也不是均贫富按劳分配，实际上是先打土豪分田地，随后就收回，然后是共同贫困，这就是至今也没反省的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当时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对乡绅资本家地主是灾难，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是灾难，没有人从中得益，这才是真相。就是当时的各种政策，现在想起来，几乎是不能想象的。农民家不仅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没有了粮食、甚至没有了吃饭的锅碗瓢盆，公社大锅饭一旦没有粮食，大饥荒就不可避免了。

第三点，政府拒绝开放粮仓救助，拒绝国际援助。

各个年代、各个国家，都有大量的储备粮，用于可能的灾荒，1959年政府也是有储备粮的，而且也不少。那时候，公社里面存粮很快就被吃完、浪费完， 粮食调上去了，却没有再派下来，大饥荒开始了。大饥荒开始后，我们那各地都有饿死人的情况。各地百姓和干部纷纷向上求援，要求派粮。但是一方面上级认为下面有存粮，被瞒产私分了，拒绝放粮，另一方面，中层干部们邀功请赏，虚报自己的地方没有饿死人，将死亡案例当做“浮肿病”应对了事，导致下情不能上达。执意要求放粮的干部，遭到上纲上线的批斗。

拒绝国外援助，但是却铺张浪费地大笔援助外国，穷人接济富人，可笑可叹

实际情况是，各地国家粮库，仍旧存有余粮，如果真放出来，也不会饿死那么多人。这些粮食有些在粮库里面积压太久而霉烂掉；根据其他文章和现有资料显示，很多被转调无偿送给了其他国家，当做援外了，以显示中国的慷慨。连我爸爸都知道一个小道消息，就是周恩来将一个援助阿尔巴尼亚的粮食数字给毛泽东，毛泽东一看，觉得太少，直接在数字后面加几个0，他也不知道阿尔巴尼亚一个国家的人口，比我们一个无为县差不多，他也不知道每加一个0，代表是多少的粮食， 这样的人居然还是最高领袖，简直跟猪一样。而且直到现在，我到很多湘菜馆，和很多农村家里，还有很多中国人居然仍旧对这个人膜拜有加，甚至一些祖先曾经受到迫害致死的后代，依旧捧着那个罪恶根源人的画像名字吹捧尊敬，我不知道这是数典忘祖，还是认​​贼作父，网络上将这个人当神的，大有人在，实在是让人心寒。在中华大地遍地饿殍的时候，国家粮库拒绝放粮，恰恰这时候却掀起了大规模外援粮食。中国缺粮饿死人的消息传到西方，很多西方国家要求无偿援助中国，这包括我们的死敌苏联和美国，但是都被拒绝，甚至批评他们造谣惑众恶毒重伤，然后造人民安居乐业的假象给全球人民看。加拿大当时有和中国建交，将粮食运到中国， 上级不让卸下来，直接转送给阿尔巴尼亚等国家。根据我爸爸的说法，无为当地出了一个大官，在中央都有关系，曾经掌握兵权，当时强行要求放粮，冲击了粮库， 最后被批斗。根据其他资料推断，可能是无为籍的省委书记张凯帆。

第四点，很多劳力修铁路，修水库，开矿，大办钢铁，导致劳力缺乏，土地荒芜歉收。

1958年开始大跃进。毛泽东认为，赶英超美的关键是钢铁产量，于是在全国掀起大办钢铁的运动，主要劳力调去炼钢，还有大办水利、修铁路等，于是农村很多地方抛荒。各地起来很多小高炉，炼不出钢，甚至将各家各户的锅碗瓢盆和铁质农具拿去熔炼。大办钢铁的同时，还在全国超前地修建各种交通道路尤其是铁路，还有各种水利设施。很多现在看到的铁路和大型水库，加高堤坝，就是那时候建成的。由于缺乏工具和技术，炼铁成效很微，修建铁路和水利也很缓慢，不像现在这么快。农村的劳力被抽调后，农田的活没人干，田地大面积荒芜，造成这3年大幅减产。一方面大幅减产，一方面还虚报高产，一来一去，公社里面没了粮食， 大饥荒就更加惨烈了。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调去修路开矿造水利的劳力又是幸运的，这部分人的粮食虽然也很少，但是还不至于饿死。我爸爸和我叔叔就是这样幸存下来的。

意外的消息，制度的宿命，前苏联30年代也有大饥荒

根据我爸爸的描述，根据一些俄语翻译的转述，修铁路和开矿的一些技术指挥是苏联人，大饥荒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完全撤走。从农村到矿上探亲要饭吃的人，给他们看到了。一些人也将农村饿死人的情况告诉他们，希望他们也给点吃的，当然这是很危险的，是给社会主义中国和当前大好形势抹黑，但是这些还是让苏联人知​​道了。不过出人意料的是，那个苏联专家说，他本人就经历过苏联30年代的大饥荒，他说你们是从农村一个一个走过来的，当时他们国家的人逃荒，是几个人相互绑着搀扶着才能走，早就饿得不能走了，他还说你们饿得还不算厉害，和他们国家大面积饿死人还差很远，饿死人少，那不是社会主义，你们还会继续饿下去。我爸爸很早就知道苏联老大哥也不是那么光鲜，30年代竟然也有大饥荒，而且可能不会比中国好，这也是很诡异的。社会主义老大哥，被宣传的卫星上天的理想国家，中国学习的对象，甚至是仿效的模板，也饿死人，而且更严重，应该预示着中国难逃此劫。以此类推，那么之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70年代柬埔寨的红色高棉、现在的主体社会主义国家朝鲜，也一样大批饿死人，就很容易理解是为什么了。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当时由于1959年的冬天和1960年的春天就开始饿死人，导致剩下的人体力虚脱，无法正常继续干农活，进一步造成之后连续2年种植面积下降，收割效率下降，粮食产量大幅下降，继续加重的大灾荒的烈度。

第五点，胡搞蛮干，不懂农业的人分管，误掉天时，甚至没有及时收割，晒干，造成极大的浪费。

很多农村的主劳力调去开矿、炼钢、修路、造水利了，那么很多农村的种田人就显得不够专业，尤其是一些政治思想浓厚的人，不懂农业，但是更喜欢蛮干， 喜欢“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我自己种过田，深知种田要讲究天时。24节气和农历的划分，其实就是农业的基础。什么时候种植，什么时候收获，是很精密的，那时候没有大棚，要想一年水稻俩熟，小麦油菜一输，就要准时播种，准时插秧。早了，种子就被冻死，晚了，一年只有一季。双抢的抢收抢种， 是老家一年中最重要的事情。抢晚了，第二季的水稻就无法灌穗成熟，那就废了。一到双抢，我们老家人就和打仗一般，没日没夜的干，亲戚邻居朋友相互之间无偿帮忙，只是请吃一顿饭，双抢时候，是一年中天气最热，正是三伏天，中午也是不休息的，妇女小孩老人将饭送到田间地头。但是那些政治思想浓厚的大老粗，不讲究这些，政治思想挂帅，该播种时开会，该收获时开会，随便耽误几天，一年的收成就泡汤。很多第二季稻插完了，霜降就来了，于是颗粒无收。根据我爸爸的描述，一些稻晒在圩埂上，下雨也没人收，白白烂掉。政府的船等在河边，为了防止瞒产私分，有一些稻谷刚打上来，带水就被直接运走。而一些稻没有晒干，就放进仓库，造成霉烂。这批败类，也是加重我们那大饥荒饿死很多人的重要原因。

第六点，传统乡土情结浓厚，导致很多人不愿意逃荒，造成饿死人情况加剧。

大面积饿死人，在我们那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即使在出现大的自然灾害和大型战争的时候，也绝对没有这样惨烈的高死亡比例，这就造成了我们那的人较少出去逃荒，外地逃荒历史传统较少，这点和安徽阜阳、凤阳的相比有一些差异，和安徽绩溪人喜欢到外地做生意也不一样。后来我到广东潮汕地区，那里也是人多地少，人对老家的眷恋也很深，但是他们有到全国甚至世界各地谋生的勇气，无论是合法移民还是非法偷渡，无论是翻山越岭还是浮游大海，都无所畏惧，让我好生敬佩。根据我爸爸的说法，我们安徽无为人具有浓重的传统乡土情结，很多人不愿、也怕到外地去。总觉得我们有这么多的水田，有米吃，有一定的优越感。出去干活，田稍微远一点，看不到自家的树头，就会伤心。解放前一些人在上海赚了大钱，迟早也要回到安徽老家。老家多数人的想法，就是在外面赚了钱，回家多找一门媳妇，多买点田地，然后就可以养老了，没多少人想一直在外混下去。这就是我们安徽无为人的真实想法。也有部分人，一辈子也没去过外地，就是到含山县的运漕镇上去过，县城都没去过，芜湖上海只是说的跟神梦一样，没有亲眼见过。饿死人了，但是多数人仍旧是逆来顺受，几乎是等死，也不愿意逃荒。

第七点，当地政府派人堵住人员外流，导致更多人死亡。

老家的人虽然多数不愿意逃荒，但是还是一部分胆大的，和曾经去过外地的，开始去逃荒。但是一旦逃荒，就带出去饿死人的消息，对地方上的政绩有影响。用现在的话，玷污党政机关光辉形象。于是，各地的“维稳”也就开始了。那时候没有维稳的说法，但是和现在堵截上访的是完全一样的。我想现在的“截访”，就是源自那时。堵截人去逃荒，加大了死亡的数字。按照其他一些书的说法，最后连堵截的人也饿死了，人口就大批逃亡，但是噎比较晚了。我们那里在1959年没有什么公路，但是道路却非常清晰，就是顺着河道走，或者直接上船，就能去芜湖，然后就可以去江西了。

感谢江西，华林胡氏兴盛之地，安徽等各地饥荒百姓避难逃荒之地

江西一直是安徽无为、含山、和县等地人主要的逃荒目的地，因为那地多人少，尤其是山地多，当地人不排斥外地人，政府也接收外地人。说到这，我真的好感谢江西人。我们华林胡氏先祖就起源于江西奉新（也有说是高安，在两县边界），大兴时期也是在江西，每次遭难，历史上每次逃难，躲避逃荒的地点也是江西， 连现在我家，也是两度去江西，真是没有江西就没有我们胡家。1983年冬天，我10岁，随我哥哥在江西短暂讨饭，江西人多数比较慷慨，不像现在讨饭也很难，这里我再次感谢一下江西人，在全国各省人之中，江西整体民风要好得多。江西当时的宽松政策，不但是安徽人的避难逃荒之地，这里也收留了来自河南、湖南、湖北、四川、浙江等地的饥民。

第八点，独特的圩区平原，冬天缺乏野菜等，导致生存更难。

很多对存在大饥荒饿死人事实提出异议的人这样问，为什么不吃各种野草，和其他东西，有饥饿，也不一定会饿死这么多人。我为此问过很多各省很多地区的人，各地饿死人的程度不尽相同。除了各地政策执行的差异之外，地形对饿死人的烈度也有一些影响。各地都觉得安徽讨饭的人比较多，这是因为安徽水灾确实比较多，山区人虽然不富裕，但是也饿不死，平原圩区平时是鱼米之乡，一旦水灾，就非常严重了。在山区，山比较大，人比较少，大饥荒来了，山上树木野草动物多， 总是能找到代食品，所以饿死人的比例较低。而平原圩区就大不一样了，到了秋冬，田地里面的东西收干净，偷都很困难，水塘里面的水草都死了，草也不长，树皮也干枯了，就更容易饿死人。多数是夜晚去偷公社小麦的秧子，和韭菜的感觉差不多。平原地带，到了冬天，就是绝望。即使是偷，圩区平原，没有山区的地形树木掩护，也很容易被抓到，一眼就能看很远，躲都没地方躲。我们家乡独特的圩区平原环境，使各种“代食品”也很少，而且逃到山区的路也远，首先就要过河。所以导致饿死的人，比山区更多。

在其他一些书里，说山区比平原饿死人多，饿死人多人少我们且不论，究其更容易活命，我私下里认为山区还是容易些。说山区更容易饿死人，可能是哪里这个政策执行更久，或者是石头山和荒山，而不是平时见到的有绿化的山，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第九点，此前经历过若干酷烈的政治运动，导致各级领导和基层农民有深深的恐惧，不敢反抗，坐以待毙。

饿死人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之前噎经历了残酷的“三反五反”运动，就是镇压反革命，枪毙了很多民国时期的农村管理层和富有者，因为给他们套上了“国民党残余试图复辟”，“大地主恶霸”的大帽子，随之而来的还有划分成分和反右派，让知识分子和农民都深深恐惧，集体丧失了反抗的斗志。三反、五反，主要是借助肃清国民党反动派残余的口号，划分成分和打成右派，就是借助人为地将社会割裂成各个阶级，激化矛盾，鼓励那些曾经的无所事事的懒汉暴民、现在说成是无产阶级、贫下中农，走到前台充当打手，将各种土匪、前国民党、民国时期的政府公职人员（包含更多的非国民党）、日伪军整体镇压，避免他们反抗。这个活动，现在官方承认扩大化了。其实，这个扩大化我看是有意的，是要借助这个托词，将独立的良心知识分子、和乡村自治的领袖士绅，这些原来社会建构的核心抽离掉，才能建立新的政权和他的威慑。

借助一个口号，打掉消灭真正反对者，今昔相比，何其相似

那些走上前台的打手，就像现在农村的治安联防队员一样，就是社会混混和渣滓选出来的，就像现在城市里面粗暴执法蔑视人权的城管。借助一个口号，实行另外一个目的，是这个做法的核心，就像现在网络扫黄打非，我看那黄色网站基本没事，非法诈骗还是密密麻麻，电视购物和广告诈骗明目张胆，但是就是要用“扫黄打非”的名义，去封锁政治越界的网站，像谷歌、维基百科、牛博等，就在这些口号下，成为牺牲品。用传统的话，就是杀鸡骇猴，用毛泽东自己的话，就是引蛇出洞。农村士绅和城市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甚至大批作为反动派镇压后，良心就消泯了，罪恶就再也没有反对派出现。这是形成大饥荒当时却很少反对消息和反对力量的原因，甚至这个极端灾墓然延续三年之久。

第十点，制度之祸，执行错误政策的整体，每个人都怕自己担负责任，缺乏反省机制

执行一个政策，仅仅靠一个人发动，可能性是不大的，那一定是一个团体、一个执政党的共同政策，这是极权制度的必然，将所有人的责任推给毛泽东，那也是不对的。于是每个人都怕自己负责任，所以敢于推翻这个政策的人很少，导致延续3年，四川是5年多，最后导致死亡数字继续加剧扩大。共产党的体系，是层层向上的金字塔权力结构，在每个阶层，也是需要服从多数的，只是有时候多数人的意志，会被少数更强势的人的威胁所绑架。用我们家乡人的说法，“他们是一起的。”共产党人说“批评和自我批评”，其实这在体制内，前者很容易，后者不可能。很多干部本身就是种田的，那些亩产万斤谎言这么简单，路上到处都是饥民和死人，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但是极权制度导致他们不敢说，即使这个谎言被拆穿了，也要尽力减淡、转嫁，或者继续封锁。

制度之祸，本文主要诉求的核心，民主与专制的抉择

一句老话，民主也有不好的，但是民主有不断纠错进步的机制；专制也有好的，但是专制一个小失误，就能害死人，尤其是专制没有自己纠错的能力。如果不是中国文化中有人命大于天、民本思想，如果1959年不是离1949年很近，那么这个灾难可能更大。如果不形成民主机制，不彻底反省，这个不但导致饿死更多的人，也会导致后面各种灾难的接踵而来。后文我还要对此进行分析，这也是我写本文的主要原因。关于其他更深层的原因，如中国文化中的弊端，马列斯毛极权共产主义的本质等，我想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就不加以深入阐述分析，留待其他人去挖掘探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