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闻新知】魏得胜：掉进酱缸里的古德诺——可怜一世英明，毁于老袁称帝！

有一辆产于二十世纪初的车子，名曰“帝制号”。你也许知其貌，却未必知其复杂的构造。这上面坐着一位心事重重、心力交瘁的衰迈老人，此即袁世凯是也。杨度为司机，副座上的袁克定一路催促着：“加速！加速！”杨度说：“这一路坑坑洼洼，极尽颠簸，我已把油门踩到底了。”袁克定说：“要皇禄，先修路。谁能铺平这坑洼之路呢？”杨度想了想说：“非古德诺莫属。”果然，有古氏的加盟，“帝制号”迅猛提速。这一路，后座上的老乘客频频煞车减速，以策安全。毕竟终点站的皇冠太吸引人了，后座老乘客在“又想着，又怕着”的矛盾心态中，煞车十余次（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2004年版，第176页）后，便半推半就地一任“帝制号”疯狂驶往悬崖峭壁……游丝尚存的老乘客袁世凯，哀伤地对榻畔侍疾的徐世昌说：“他害了我。”言毕，命西。那一天是中国人迷信的好日子，六六大顺——1916年6月6日，三个6哩！



袁世凯遗言，“他害了我”中的那个“他”，向无定论，但也幷非无主可寻。可以圈定的有杨度、袁克定、古德诺、乔尔典，具体是谁，就要分析。袁克定不用说，他拥帝最力，是因为仰望皇储已久。为此，他专请写手，每天编一份《顺天时报》，使上面充斥着全民及列强支持帝制的假消息。帝制前夕，袁知真相，遂令“太子”下跪而施以鞭刑。杨度也不用说，他是拥帝班底之首，且浮于面上，为众所周知。剩下的两位就是西方人古德诺与朱尔典了，前者是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后者是袁世凯私交三十年的英国驻华大使。



不知从何而起，中国有口头禅曰：“外来和尚会念经。”干隆时，他蔑视外来“和尚”，那是自大；后又反过来，“外来和尚会念经”了。在称帝问题上，袁世凯一直伸不开摊儿，恰有朱尔典适时出现，他对袁说，中国君主立宪“不但英国欢迎，凡英国联盟诸国，也绝无损害中国之意”。（郭剑林主编：《北洋政府简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16页）以排除法而论，朱尔典这几句，显然不是袁世凯下定称帝决心的关键因素。观其一生，袁非轻举妄动者。而袁克定和杨度则更不为袁世凯所看好，他十余次踩煞车，为帝制叫停，既是对他们瞎嚷嚷、穷忙活的严重质疑。这样就剩下古德诺了，此即我专文以述的用意。



古德诺出生于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受聘于袁政府时54岁，其时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已执教30年，时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院长，美国政治学会的创议人，为当时世界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



史家认为，古氏之所以能为袁世凯的顾问，得便于古氏的学生顾维钧（前者为后者的博士生导师）。但我认为，这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袁世凯早在清政府内总揽大权的时候，就对美国抱有好感。1908年6月14日，袁世凯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就直言不讳地说，他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崇拜者，还说：“我一直期待着访问美国。在所有未访问过的国家里，最吸引我的就是美国。这也许是因为，在我周围，有很多年轻人都是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三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142）这也是实情。此后，袁氏执国，其阁员亦多英美留学归来者，且年轻有为，如顾维钧任袁氏机要秘书时25岁，王宠惠任外交总长和司法总长（先后）时，也不过30挂边。加之共和初肇，中国始由传统的王法，向西方现代的民法转型，袁氏雇请美国顾问，再顺理不过了。



水到渠成，古德诺夫妇于1913年5月3日抵京，与中国政府签约三年，无税年薪为2.5万银元，为当时美金的1.36万元，其购买力约合今日的30万美元。然未及一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寄来聘书，聘古德诺为校长。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古氏便毅然选择了后者，于1914年8月返美，出任新职。中国方面越发觉得古德诺奇货可居，仍续为顾问，其职由卡内基基金会委人代理，古氏遥领。1915年夏，古氏乘暑假之便二度来华，幷以袁总统顾问的身份，抛出他的课业，即饱受中外非议和指责的《共和君主论》。



古德诺认为，政体本身，帝制也罢，共和也罢，无绝对优劣可言。这一观点，与日本学者福泽谕吉的相关论述如出一辙。早在1882年就发表了《帝室论》的福泽谕吉认为，“政府的体制只要对国家的文明有利，君主也好，共和也好，不应拘泥名义如何，而应求其实际”。（《读书》2005年第6期，刘岳兵：《福泽谕吉的天皇观及其影响》）不知古德诺是否受到福泽谕吉的影响，但可以肯定地说，古德诺与福泽谕吉都受到了英国政体的影响，因为他们二人在论及帝制时，皆以其为例，指出国体应以实际为重的意义。英国政体走向略下：



17世纪中叶，克伦威尔（1599-1658）领导英国的“辛亥革命”，不但推翻了英王查理一世，还将其公审、定罪，然后砍头。随之，建立起人类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克伦威尔也由此成为首位民选总统，在位9年（1649-1658）。不料，克伦威尔在年迈多病之时，却遇到一个棘手问题：谁来接共和国的班。说是棘手，是因为历史上没有先例可寻。如父传子承，那还是帝制。由于当时尚无父传子承以外的智能和法统（法律）保障，致使克伦威尔提请传位于子的计划流产。但诺大的英国又不能一日无主，怎么办呢？国会内的老议员们，认为共和不合大英国情，还是复辟的好。经国会提议，全国同声说好，他们乃把已废太子找回来做英王查理二世。大英共和国也就再度变回大英帝国了，以迄于今。



引述英国政体的前后转变，古德诺重在说，帝王专政可依老香火、老法统行事，老王晏驾，自有小王按老法统和平接班；不像个人专制的寡头政权，一旦老寡头死了，众多小寡头必须大打出手才能接班也。（《袁氏当国》，第160-162页）古氏是以建言袁政府，君主立宪未尝不是一种政治选择。



说起来，古德诺教授这篇学术文章也不怎么长，仅5000多字，约与《老子》的篇幅相当。有人胡吹，说《老子》“几乎一字涵盖一个观念”，但也始终未见切实的影响在哪里。虽然没有好事者模拟古德诺的《共和君主论》，但实效上，却远在《老子》之上。这是古德诺所无法料想的。在袁党来说，他们打定的主意，就一定能点石成金，使古氏文章有价。唐德刚先生说古德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满腹诗书，胸无城府”的夫子，一点错都没有。古氏初临东土，对诡谲的中国政坛毫无认识，一朝入酱缸，哪还有你回旋自拔的余地？古氏成为袁党帝制的殉葬品，也就在所难免。



本文开篇就述“帝制号”的行车状况，那路坑洼不平，车子当然无法提速。帝制路最大坑洼的制造者，就来自袁政府内部。你想，段祺瑞、冯国璋、张勋等人当时皆手握军权，自成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慢说袁世凯做皇帝，就是维持个总统大位，也要时时看他们的脸色。北洋内部尚且如此，全国其它势力也就更不容袁氏倒行逆施了。所以，要想填平帝制这股道上的巨坑，国无一人，而外国仿佛也只有古德诺最合适。理论层面上，挟洋人以自重，于时为始，于时为烈。



政治上遇到坎儿，到外国人那里去寻找出路，至少从袁世凯起，就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的定律了。斯时，中国人也可以挺着胸脯地说：谁说我们是东方主义者？谁又说我们是东方专制主义者？你看看我们的精神始祖，除了孔子以外，如古德诺、如马克思等等（政治、军事、文学、医学诸方面，多至不可尽数），不都是西方人吗？而且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扛的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大旗，而非孔子主义的大旗。论起真来，我们今天的华族该是另一层面上的西方主义者才对。



这话也许偏颇了些，但事就摆在那里，似也无可辩驳。袁世凯之流的聪明就在于，倾慕西方文化的中国精英们不是动辄欧美如何吗？我政府中人比你们还进步，我大总统有三十年私交的英国权贵，有美国宪法顾问为我大总统之顾问。我大总统也就是天年不期，否则重金请美国下三滥写个《他改变了中国——袁世凯传》，那还不是小菜一碟！我政府、我总统的西方化，哪里又比你等知识分子差？你等还有什么话可说？你等文化精英总说美国的月亮是圆的，我政府我总统也说呀！美国学者都给我顾上问、捧上高座了，你等倘若诽腹，岂不成了只许士人放火，不许官州点灯了吗？



事实表明，袁世凯之流在借重外国人的理论来树立自己的政治权威方面，确有一套，乃至多套。古德诺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作《共和君主论》一文，原是是从纯学理立场出发的一个政体性建议。从该文的密件性质来看，显然是专供雇主个人参考的。但《共和君主论》的宏文一到袁党手里，就由不得古氏了。总统派和后来的帝制派对古氏的纯学理毫无兴趣，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古氏为我所用的那部分理论，谓之断章取义亦无不可。古氏的理论是，共和帝制各有所适，到了袁党笔下，就变成“君宪优于共和”了。袁党一拿到这正中下怀的救命稻草，便如获至宝，幷迫不急待地加以汉译，使之通过媒体，迅速流布全国。“以古氏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他的片言只字，对中国政治所发生的影响，都是无法估计的。”（《袁氏当国》，第155页）正因此，古氏的理论一下子就为袁党的帝制铺平了道路，从此，帝制运动也就可以大张旗鼓地进行了。



借重洋人理论，以期达到鄙劣的政治目的，这是新老专制集团所一贯玩弄的流氓手法。袁世凯算得上是这一手法的鼻祖，他将古德诺的《共和君主论》“作为支持帝制的特别有力的证据”（保罗·S·芮恩施着，李抱宏译：《一个美国外交官的使华记》，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6页。转引自《北洋政府简史》，第315页）而大肆渲染。之所以如此，乃因这意见不是来自伊朗、叙利亚和津巴布韦，也不是来自朝鲜、古巴和缅甸，而是来自“世界上最重要的共和国”（《北洋政府简史》，第315页）——美国。有的专制集团在标榜自己的某个政治主张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时，连上述六国都敢厚着脸皮地收入囊中，更况袁党是得到“世界上最重要的共和国”美国的支持呢。抛开这种“拉他旗作虎皮”的卑鄙性不说，仅就民主政治的份量而言，几十个类似朝鲜和古巴这样的国家，确也无法与美国等比。



古氏也不是傻瓜，他察觉自己已被专制所利用，便于1915年8月17日招待中外记者，说明真相；随即又得袁氏批准，在《京报》的英文版上披露《共和君主论》的原文，以正视听。但其时，帝制派利用古德诺祭旗复辟的目的已达，“君宪优于共和”的口号已传遍全国，他再怎样招待记者来痛加批驳，亡羊补牢，为时已晚。加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要开学了，古德诺校长不得不于当月底匆忙离华返校。人去楼空，杨度摇身一变，而为古顾问君宪救国的代言人了。



对于古德诺校长来说，事情到这里本可以结束了。你搞你的帝制，我当我的校长，大洋两岸，彼此东西，互不相扰。但谁也没料到，《共和君主论》的政治主见，随着在中国的震波，越过大洋，返回美国本土。古德诺的《共和君主论》不仅遭致中国社会各界的强烈批评，也遭到美国学界、政界的强烈质疑和不满。本来在美国政坛就有很好宦途远景的古德诺，亦因此而前功尽弃。



需知，古氏出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时，其声望之隆，原不在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之下，所以共和党便有意提名古德诺为总统候选人，使之与威尔逊一争高下。不幸的是，古校长因有帮助袁世凯称帝之嫌疑而被罢黜。古德诺本兴致百倍地来华为新生的共和国服务，脚跟未稳，却失足掉进了中国的大酱缸里，这已不是跳进黄河洗不清，而是跳进酱缸臭一堆了！为此，后世中国史学家就对古德诺颇不客气，说他“和中国国内的帝制派勾结在一起，进行了变更中国国体的大力鼓动”。（《北洋政府简史》第314页）其“勾结”二字，已为学术詈言了。



现在看来，古德诺不知就里地趟中国政治的混水，实在是一桩赔大本的买卖，真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了。而步其后尘，马失前蹄者，比比皆是。专制老店，不分东西，是学者，只要为我所用，来者不拒。至于命运几何，那就看你的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