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死三千万”与阿Q画圈
黎阳
2010．1．18．
“饿死三千万”是国内外各路反毛英雄好汉们最大最得意的王牌——只要混不下去了或觉得苗头不对，立刻就要祭出“饿死三千万”，仿佛凭此看家宝贝就能一举起死回生扭转乾坤：
——辛子陵觉得苗头不对了（“现在是30年改革开放以来最不好的政治形势，国家面临向毛泽东王朝复辟倒退的严重危机”），立刻祭出了“饿死三千万”： “毛泽东实践的那一段共产主义，是人间地狱呀！”“饿死37558000人”。（辛子陵：“走出两个误区——2009年12月27日在朋友聚会时的讲话 ”）
——吴敬琏觉得苗头不对了（“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利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煽情和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某种优势，在对医疗、教育、住房以及国企改革等具体问题的讨论中，通过蒙蔽蛊惑大众，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也立刻祭出了“饿死三千万”：“城镇地区广泛出现因营养不良导致的浮肿病，农村地区则造成2000万至40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吴敬琏：中国经济六十年）
——茅于轼觉得苗头不对了（“这样的专政肯定是长不了的。其下场往往是群众性的造反，走人类历史已经重复上百次的革命，专政，反革命，再专政，反反革命……这是一条万劫不复的路，是生命涂炭的路”、“如果发生政权的更迭，是群众治理还是精英治理就很难说了”、“中国正走在十字路口。或者继续三十年的辉煌，或者进入不稳定的摇摆期，甚至于发生骚乱。何去何从，要看中国人从上到下有没有智慧把握自己的命运。苍天保佑吧！”）同样立刻祭出了“饿死三千万 ”：“发生饿死三千多万人的大饥荒，1959和1960两年和平时期死的人超过了八年抗战。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空前的，人为的大灾难。”（茅于轼：建国六十年的经验教训和对世界的贡献）
……
“饿死三千万”这“精神原子弹”如此威力巨大，简直无往而不胜，反毛英雄们应该宝贝又宝贝，尊重再尊重了吧？可惜不，文匪“精英”们喜欢它，却并不尊重它，表现就是丝毫不把“三千万”这个数字当回事——吴敬琏说“2000万至40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两千万条人命，闹着玩似的说有就有，说没就没了）；辛子陵刚刚那么肯定、那么精确、那么不容置疑地宣布“饿死37558000人”，却马上又画蛇添足似地虚晃一枪：“实际饿死人的数字肯定在4000 万以上”（倒底是多少？如果心中有数，为什么如此前后矛盾？如果自己也弄不清，为什么那么斩钉截铁地给出个“饿死37558000人”？同一篇文章就能自己搧自己大嘴巴，也算一大奇观）。茅于轼说“1959和1960两年和平时期死的人超过了八年抗战”，辛子陵说“毛泽东一朝一代饿死的人数比历朝历代饿死人的总和，还要多750万人”——怎么“总和”出来的？不愧是“精英”，根本不需要调查研究证据确凿，只要舌头一翻，几千年的历史多少亿条性命就能捏来捏去。如此满嘴里跑舌头，简直让人不知该信谁的好——这岂不是糟蹋了“饿死三千万”这“超级武器”的信用？
更滑稽的是文匪“精英”们对“饿死三千万”这“精神原子弹”离不开却又没信心，还嫌杀伤力还不够大，还不够耸人听闻，还要争先恐后“锦上添花”，却又彼此毫无配合，没串通好就你一言我一语添油加醋，结果饿死人的数字成了现代版的“大跃进放卫星”——加码加码再加码，升级升级再升级，“饿死三千万”嫌不够，加码到“饿死四千万”，四千万还嫌不过瘾，再升级到五千万，然后是六千万、七千万……最后连自己都不知道该说饿死多少万是好了，死人的数字从此就象“如意金箍棒”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如人意，随随便便就能再变出个几千万来：
——为了搞两弹，饿死6千万人口
http://tieba.baidu.com/f?ct=3356 ... 63204325#6945984911
——看看你所在的由支共一党专政独裁的垃圾支那国，，，，，一个“大跃进”饿死6千万愚民
http://hi.baidu.com/%B8%DF%B9%F3 ... 3e079c0a7b82da.html
——国际地位有个屁用，国际地位世界第1，老百姓饿死6千万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235000.shtml
——现在世界上都知道毛太祖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变态狂和希特列一样，犯下了反人类罪行，四清运动铲除异己中国与民主无缘，58.9年饿死6千万中国人拿一个自然灾害掩饰了
http://www.blogchina.com/20100102873029.html
——四、五十岁的中国人都经历过凭票、证供应食物的那个年代，和活活的饿死近六千万人的可怕的大饥荒。《苏明评论》
http://www.soundofhope.org/programs/909/99135-1.asp
——大诗人作国家领导人无疑是最典型的专业不对口，最好的结果也就是如同写过《沁园春，雪》的我朝太祖那般，饿死六千万人xiezhaofeng的日志
http://xiezhaofeng.blog.163.com/ ... 503200911811537541/
——这位绿林大学的毕业生在和平时期饿死六千万人，造成至少七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2/1/138978.shtml
——饿死六千万到八千万善良人，那用刀？请不要忘记，特定每年的十月一号，是国难节！
http://www.9999cn.com/weblogs2/entry.php?u=ouzhou&e_id=3739
——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田纪云：《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原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
……
在这点上美国人也来了个“国际接轨”，而且“就高不就低”：
福克斯电视台主持人格林．贝克（Glenn Beck）：毛泽东，人类历史上最坏的杀人犯之一，也许是最坏的。我们甚至不知道他到底杀了多少人。通常的数字是五千万到七千万。也就是说，相当于阿道夫．希特勒的大屠杀人数的10到12倍。10到12倍。
http://spectator.org/blog/2009/10/16/anita-dunn-mao-tse-tung-fan
如今已经没法弄清“饿死三千万”究竟有多少种“盗版”，饿死人的数字上限是多少，更没法一一评论，所以只好取“饿死三千万”与加一倍的“饿死六千万”这两个版本分析，而且仿照反毛英雄们“就高不就低”的原则，从“饿死六千万”开始——
饿死人的“三年经济困难”（1959—1961）时期中国人口是六亿。六亿人口里“饿死六千万”，也就是说社会总人口的10%在三年内“非正常死亡”了。
一个社会短短几年内有10%的总人口“非正常死亡”会是个什么样？
前苏联卫国战争时人口两亿多，在四年的战争中死亡2000多万，正好符合“短短几年内有10%的总人口‘非正常死亡’”。随之而来的必然的社会效应呢？
——“最严重的是人力的损失。牺牲的人数有各种说法，从七百万到二千万。如果再加上平民中的额外死亡数，那就是二千多万。每一个家庭都有人牺牲。在我的丈夫的兄弟姐妹各家中，八个男性家长中死去了三个，包括我的丈夫在内；没有一个被算在战争伤亡的数字内，因为他们都是直接死于战争的平民。苏联的损失远比同盟国合起来的损失为大，比起美国的损失来大一百倍。在南方有一些村子里，可以同年轻姑娘结婚的男人一个也没剩下，占领期所留下的是没有父亲的孩子，无人管教。”（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大林时代》第九章：第二次建设）
——“觉察得到，斯大林为自己的儿子而十分难过。他坐在桌旁，沉默了很久，一点东西也不吃。后来，他仿佛一面继续思考着这一问题，一面沉痛地说道：‘多么艰苦的战争。它夺去了我们多少人的生命。看来，我们很少有谁的家庭没有牺牲亲人……’”（朱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回忆与思考》第348页）
有这种感受决非少数人——从前苏联到如今的俄罗斯所有有关回忆都异口同声高度一致：前苏联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在卫国战争中牺牲，从最高统帅到普通老百姓概不例外。
如果瞧不上苏联人举的例子，那不妨看看美国人举的例子。
美国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著名小说《战争与回忆》描述了一段历史：纳粹德国党卫军决定从把犹太人聚集的特莱津市的五万居民中的五千人遣送到奥斯威辛死亡营，也就是说，去掉当地人口的10%。小说对此是如此描述的：
——“在一个拥有五万居民的普通城市里，如果一场龙卷风的袭击消灭了五千人，人们或许多少会有犹太人遇到一次遣送后所有的那种心情。”
——“你根本无法习惯于这种间歇性的灾难。每一次，犹太区的结构总遭到彻底破坏。乐观的情绪和信心黯淡下去了。死亡的感觉又上升起来。虽然谁也不知道‘东方’实际上是什么意思，但它是一种恐怖的名称。不幸的人们惊恐万状地四下奔走，向亲友辞行，把他们无法收进一只手提皮箱去的那一点点物件分送掉。中央秘书处受到疯狂的申请人的包围，他们想方设法、无孔不入去取得豁免。然而数字这座钢铁舞台注定了这出悲剧：五千名。五千名犹太人必须搭上火车。要是有一个人获得豁免，另一个人就必须去替代。要是有五十个人给放过了，另外五十个自认为安全的人就必然象触电那样收到灰色的征召通知。”
海地也许可以算最近的例子：“普雷瓦尔对CNN表示，相信已有超过十万人死亡，海地国会的一名参议员甚至表示这场该国200多年来最大的自然灾害会造成 50万人丧生，但两人都承认并未取得确切数字。海地人口900多万，如果遇难者达50万人，那么将占总人口的5.6%。”
这一切都证明一个社会总人口的百分之若干“非正常死亡”是个不得了的社会性事件。海地地震死亡5.6%这个数字看来有些夸大，实际死亡率没有那么高，但就这样已经闹得天翻地覆了。如果一个社会损失了总人口的10%那还得了？如此巨大的“非正常死亡”的社会性事件对整个社会不可避免要造成极大的冲击，不可避免使整个社会每个角落都能感受到震撼，不可避免使每个老百姓都能感受到影响，决不可能瞒天过海——前苏联很长时间没有公开过卫国战争的死亡统计数字，纳粹德国严密封锁灭绝犹太人的一切消息，更谈不上公开统计数字。但这一切都瞒不过老百姓。对这种社会性事件官方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给出统计数字也好，不给出统计数字也好，给出的统计数字准确也好，不准确也好，瞎编乱造也好，对老百姓来说效果统统为零——老百姓是从切身感受而不是从统计数字和“精英”的“报告文献”或“研究成果”得知这种社会性事件的存在。如果一个社会当真发生百分之若干的人“非正常死亡”，老百姓必然普遍有切身感受，必然不可避免发生“乐观的情绪和信心黯淡下去了。死亡的感觉又上升起来”、“不幸的人们惊恐万状地四下奔走”之类状况，不管如何严密封锁消息也徒劳。反过来呢？如果不曾发生过这种事，那么不管如何声嘶力竭添油加醋，老百姓照样必定不会有普遍的切身感受。
无论是前苏联卫国战争的历史实践还是欧洲犹太人经历纳粹德国统治的苦难历史实践都证明了一个很残酷但非常实在的经验公式：社会总人口的10%“非正常死亡”意味着“每一个家庭都有人牺牲”。
根据这个经验公式，如果当年中国当真发生了社会总人口的10%“非正常死亡”即“饿死六千万”，那中国也必然“每一个家庭都有人牺牲”，即每个中国家庭都必然至少有一个亲人饿死，必然“家家带孝，户户举哀”。既然如此，那么随便拦住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中国老百姓一问，人家就应该而且必然可以不加思索列举出自己家庭有什么什么亲人当时饿死了，何时何地，年龄几何，怎么个状况，等等等等，确凿肯定，毫不含糊，根本用不着少数专家“精英”象狗一样到处乱钻乱嗅乱刨乱拱乱挖乱搜“考证研究”，然后当成天大的发现让全社会“如梦方醒”——随便拦住个经历过卫国战争的前苏联老百姓或经历过纳粹德国统治的犹太人问他们是否有亲人死于战争，看人家可不可以不加思索地说出当年自己家庭里的什么什么亲人怎么怎么死的——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践证明了的整个社会10%的人口 “非正常死亡”必然的社会效应。
（“精英”说，当年10%“非正常死亡”发生在农村，城市里没饿死人。既然如此，那就是说，饿死的人在农村，那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比率就应该比10%更高。也就是说，随便问一个来自农村的人，其家庭亲人中应该有不止一个人当时被饿死。）
如果当年中国不是“饿死六千万”而是“饿死三千万”呢？“饿死三千万”是“饿死六千万”的一半，那涉及的家庭也顺理成章少一半，也就是说，“每两个家庭就有一个家庭有人牺牲”——“隔家带孝，邻户举哀”。换句话说，随便找个中国老百姓一问的结果，不是他的家庭当时有亲人饿死，就是他的熟人中的一半家庭当时有亲人饿死，概率是50%。
历史真相只有一个，而关于这唯一的真相却可以有无穷多的“理论”和“说法”。在这无穷多的“理论”和“说法”中正确的只有一个，即符合事实的那一个，其他的都是胡说八道。这就是说，理论上胡说八道的概率几乎是无穷大，几乎全不可信。要从这无穷多的胡说八道中大海捞针般捞出那唯一正确的理论，唯一的办法是用事实筛选——理论要正确可信就必须有事实为后盾，而且这种后盾必须步步为营，处处有据，一处无据一处虚，哪点不实哪点假，一处有假全盘作废。
“饿死三千万”也好，“饿死六千万”也好，饿死若干亿也好，都是对中国1959—1961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这一重大社会性事件的描述。同一社会性事件，同一状况，真相只有一个，描述却可以无穷多。在这无穷多的描述中正确的只有一个，即符合事实的那一个。要从这无穷多的描述中大海捞针般捞出那唯一正确的一个，唯一的办法是用事实筛选，对任何描述和说法有资格举证的不是“精英”，而是百姓，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整个社会——对“精英”来说，人口的 “X%”“非正常死亡”“饿死X万人”不过是个数字游戏，嘴巴动动笔杆摇摇就出来了。但对老百姓来说，这是不得了的严重现实，是个非常极端的社会事件。如果当真发生过这种事，全社会的每个家庭都会有不可磨灭的切身感受，不可能不影响到社会的每个角落，不可能不影响到每个家庭。所以对这种社会性事件的描述正确与否必须由经历过这个社会性事件的绝大多数老百姓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来判断：符合事实就必然有共鸣；不符合事实就必然格格不入。反之一样：对于重大的社会性事件的描述和说法，能引起绝大多数老百姓衷心共鸣的才符合事实，绝大多数老百姓对之毫无感受或感受格格不入甚至截然相反的必然是胡说八道。没有的事，再拼命编造也得不到老百姓的共鸣。普遍存在的事，再拼命压制也堵不住老百姓的嘴——三鹿奶、拐卖儿童、蜗居之类倒是拼命压着封着不准讲，老百姓不是照样一清二楚？
就我个人经历而言，我在城市长大，经历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当时不曾见过听说过谁家有人饿死。长大后几十年走南闯北，接触过不少人，天南地北、城镇乡村、“阳春白雪”、“下里巴人”都打过交道，来自农村的朋友不少，大家在一起也没少谈论过那“三年经济困难”的日子。所有的朋友，包括来自农村的朋友，除了来自河南信阳的以外，没有一个说自己家里当时有人饿死，也没有一个说看到、听到左邻右舍亲朋好友有谁饿死。如果“饿死X千万”这种X%的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全国性社会性事件确有其事，那么不可能那么多人都毫无印象一无所知只字不提。来自河南信阳的几个朋友告诉我当时他们那里饿死了人——每个人都说得非常明确肯定：家里谁谁谁饿死了，是村干部把老百姓口粮拿走造成的，是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下令干的。（1979年1月24日xxx亲自为吴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会，宣布吴芝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他们还告诉我，“信阳事件”当年轰动全国，“中央领导说，抗美援朝三年战死了三十九万，你们信阳一次就饿死了三十九万，居然赶上了一场抗美援朝”。他们还告诉我，当时处理信阳事件撤了一大批干部，有些地区的村干部被老百姓打死了：为什么老百姓家家饿死人，而你们干部家里没饿死人？
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信阳事件”证明当年饿死人确有其事，但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走资派”为造“政绩”保权力，冷血动物般残忍地硬抢走了老百姓的活命粮导致饿死人。罪魁祸首是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以及当时在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大跃进”中为吴芝圃撑腰打气、后来又为吴芝圃平反主持追悼会的总书记。“信阳事件”当时轰动全国，被抓了典型，可见“信阳事件”不是全国普遍性事件，否则全国老百姓都会象信阳老百姓一样，见面一开口就能举出自己家里当年饿死了谁谁谁。这就是说，当年X%的“非正常死亡”是局部存在的问题，不是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从全国绝大多数老百姓亲身经历中根本找不到支持所谓“饿死X千万”的证明。
网友【吴佑乡】于2010-1-12 17:54:31发表评论说：“我是60年代入伍的，当兵十九年在班排连营团师大军区机关都工作过，和我一起工作过的上下级和同级战友来自全国的18个省份，他们除了一小部分来自城镇，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广大的农村和偏远地区，谈到自然灾害时期的困难虽然感触不同，也只是听说过有饿死人的，但是都只是听别人说过谁也没亲眼见过，本家族更没有饿死人的情况。再说文革时期3000万知青下乡如此庞大的阵容谁没见过呢？如果饿死了不要说3000万，在人口还不到6 亿的时代就是饿死300万不也是非常庞大的数字吗？可是又有谁真正见到过呢？”
（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1/125218.html）
网友【wenh】于2010-1-12 16:05:46评论说：“我在大城市长大，老家在河北农村，插队在山西农村。‘节粮度荒’时我上小学。那时我亲眼见到的最严重的情况是有人营养不良腿有浮肿，用手按腿，按下的指印不会马上反弹。对于验出有浮肿的人，当时政府特殊供应黄豆增加营养。至于说大量饿死人，我绝对不信。我亲自接触的从小学到大学的同学，工厂同事，老家亲戚，插队地的村民，不只上千人，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亲身见过有饿死人的情况。3000万，真是天方夜谭！上山下乡知青也不过 1000多万。大家可以问问周边的人，有几个人没亲自见到过知青？谎言造得如此离谱，还振振有词，真是不要脸到了极点。”
（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1/125218.html）
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公式，如果中国当年当真“饿死六千万”即10%的人口“非正常死亡”，那么必然出现全国性的“每个家庭都有亲人饿死”的情况。如果“饿死三千万”即5%的人口“非正常死亡”，那么必然出现全国性的“每两个家庭就有一亲人饿死”的情况。而经历过“三年经济困难”的中国老百姓的亲身经历证明：全国性的“每个家庭都有亲人死亡”或“每两个家庭就有一个亲人死亡”的情况根本不存在。这就证明所谓“饿死X千万”、“X%的人口非正常死亡”等说法全是胡说八道。
（如果文匪“精英”们一口咬定“饿死六千万”确有其事，那他们应该能毫无困难、明确肯定地说出他们家里有谁当年饿死了。如果咬定的是“饿死三千万”，而他们自己家庭又没饿死人，那就应该能毫无困难、明确肯定地说出他们的左邻右舍亲朋好友里当年有谁饿死了。如果他们一个实际熟人也举不出来，那就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他们撒谎。第二，他们是参与制造“饿死X千万人”的凶手——夺走了别人的粮食，所以自己家里没人饿死，所有亲朋好友里也没人饿死。如果他们是制造大规模饿死人的凶手，那就必须新帐老帐一起算，追究他们的杀人罪行。）
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公式，从老百姓的切身感受可以判断出“饿死X千万”是弥天大谎。这种判断与统计数字完全相符。
网友“野草”文章“从《中国人口年鉴》看三年困难时期和毛时代计划生育”（见附录二）用中国人口年鉴的数字把旧中国与毛泽东时代的人口死亡率做了个对比。我把这些数字转换成图表，用更直观的方式对比表现出来。（见附录一）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算上婴儿死亡率，旧中国与毛泽东时代人口死亡率的差别是数量级的差别，是千分之几百与千分之十几的差别。即便不算婴儿死亡率，解放后最困难的1960年人口死亡率也才几乎是解放前人口死亡率的一半。而这里引用旧中国的死亡率数字还是“全国属于较富庶地区，交通也相对发达，且这几年并未受到战乱影响”、死亡率最低的地区。孰优孰劣，孰是孰非，孰功孰罪，一目了然。所谓“饿死X千万”、“1959和1960两年和平时期死的人超过了八年抗战”、“毛泽东一朝一代饿死的人数比历朝历代饿死人的总和，还要多750万人”之类说法一看就知道是胡说八道凭空捏造。
“饿死X千万”是“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新生事物”，而且是“精英”提出、“精英”调查、“精英”举证、“精英”总结、“精英”宣传、从头至尾“精英” 一手包办的“精英科学”，根本没老百姓的份。老百姓的亲身经历老百姓自己居然没资格讲，要“精英”来告诉你“被饿死”了多少多少万——老百姓身边死没死人老百姓自己难道不知道？难道没你这“精英”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老百姓连活人死人都分不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