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一有经济学家说“春运一票难求是因票价太低”，各种不好戴的帽子和讽刺的标签就铺天盖地而来。这种时候总是很着急，因为许多会为这种事而义愤填膺指责“伪专家”的人，多半也是关心社会民生，而且敢说又敢写的人。我佩服他们手中锋利的长矛，只是担心会刺错目标。
多数愤怒的人群不是就事论事地探讨这个建议背后的经济学原理，从而判断它是否可行，而是从“字面”上看出了这个提议的“荒唐”，用“常识”判断认为这个经济学家必然“没有良心”，然后愤怒了开去。问题在于，经济学恰恰不是一门常识的学科。
据我所知，曾直接提出或间接肯定过“涨价论”的经济学家有：张五常、张维迎、吴敬琏、茅于轼、薛兆丰等，其中吴敬琏曾在文革后期公开批评“左倾”学大寨，而茅于轼更是受过折磨的老右派，为什么他们会讲出这么“缺德”的话？要么这些人后来都良心泯灭了，要么，有没有可能，我们对经济学的了解或许不如我们想像的那么多？（是不是都拿过经济学的课或具备经济学常识？）
哈佛经济学教授曼昆（Greg Mankiw）的经典教材《经济学原理》值得一读，这本经济学入门书使我获益良多。其中曼昆以卖冰淇淋为例图解供需与价格的关系，对于我们理解火车票价与供需之间的关系也会帮助。特将此图截取出来如下：
在曼昆的例子中，我们假设两块钱是当前冰淇淋最符合市场规律的价格。在这个价位上，小贩愿意出售的数量与愿意购买的小朋友刚好一样多：7个。此时供应等于需求，价格又是两相情愿的，于是乎这是最完美的状态。假如此时我们的“全国冰淇淋协会”觉得两块一支的冰淇淋太贵，零花钱比较少的小朋友根本买不起，于是作出强制性规定：冰淇淋一律只能卖一块五毛。这时，供需就会起变化了。
如图所示，当新价格低于一支冰淇淋本应值的市场价时，小贩觉得做这生意不划算，就不乐意再卖原先那么多，以前他卖7个，现在只打算卖4个。与此同时，闻讯来买冰淇淋的小朋友却多了，因为冰淇淋变便宜，不仅之前的7个小朋友愿意继续买，现在又多了3个小朋友，他们三人原先是付不起那多出来的五毛钱的（又不愿意去人民日报打工）。现在问题来了：10个人要买，小贩只卖4个，出现了“一冰难求”的状况。可以肯定的是最终只有4个小朋友会吃到冰淇淋，而不是原先的7个。
那么究竟哪4个小朋友可以买到冰淇淋呢？就会有很多种可能。一个小朋友为了买到冰淇淋，学也不上了，从头一天下午就到小贩门口排队，他可能会买到。另一个小朋友觉得排队太浪费时间，就请妈妈托关系找到小贩的弟媳妇走后门，他也可能吃到冰淇淋。此时小贩自己也在打算盘。他悄悄勾搭上了一个“冰淇淋黄牛”，给了他两支冰淇淋去卖，叮嘱黄牛不管卖给谁，价格一定要高于一块五，多出来的部分他们二一添作五。结果剩下两支冰淇淋黄牛拿去分别卖了两块五和三块，比从前还划算。
这下，小贩和黄牛都很开心。6个没有吃到冰淇淋的小朋友不开心。至于买到冰淇淋的4个小朋友，是不是全国冰淇淋协会最初希望照顾的那些“零用钱不多”的小朋友呢？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经济学家张维迎说：“评价一个政策的好坏不是从政策的愿望看，而是从其结果看。”咱们中国人应该深有感触才对。我们曾经因为追求平等而吃起 了大锅饭，吃啊吃的，后来干脆没饭吃了。我们也为了追英赶美，搞起了土法炼钢，炼啊炼的，结果离英美更远了。可见一个方法是否有用，光靠一个好动机支撑是不够的。
继续用冰淇淋的例子来说明“涨价论”的依据。我们假设全国冰淇淋协会突然决定把冰淇淋的价格涨到两块一支，也就是符合市场规律的正常价格，此时又会有什么变化呢？这时候，小贩愿意多卖，愿意买的小朋友却少了。最后在两块钱的价位上，有7个小朋友掏钱买了冰淇淋，本来卖一块五的时候不是有10个人愿意买吗？现在其中7个买了冰淇淋，另外3个则买不起了。涨价伤害到的就是这3个比较穷的小朋友（但前面已经说过，即使降价，获益的也不一定是他们）。
要承认的是，曼昆的例子只是个完美状态下的理论，还有许多因素没有纳入考量，而现实中的状况则更复杂得多。同为经济学家的郎咸平就反对“涨价论”，他认为市场分析对具有垄断性质的铁路运输业完全不适用，尽管茅于轼等认为还是有市场规律可循的。再具体的分析，就不是我可以胜任的了。但可以肯定的是，茅于轼等与郎咸平的分歧纯属对于经济学的理解和应用上的分歧，而不是因为某些经济学家“丧尽天良”而造成了道德上的分歧。经济学中大相径庭的理论太常见不过，旁人哪里需要动用那么强烈的道德字眼来评价呢？
之前有网友整理出了去年的“雷人语录集”，其中有那位要老百姓公开财产的政协委员，也有呼吁火车票提价的经济学家。其实这样的并列对经济学家并不公平，因为经济学中正常的意见分歧，跟一个官员的无知和厚脸皮，这毕竟不是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