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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初，一场暴风雪降临中国大部分地方，而一个股灾在全球蔓延，在我看来，全球股灾是中国农民工无声的报复。
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如果一个国家不需要进口的话，那它也不需要出口，因为它没有必要换得别国的外汇。在中国改革之初，中国出口的东西很少，但是需要进口的很多——机械设备、汽车、彩电，甚至小小的录音机，我们做的也比别人差的多，所以大陆的外汇一直紧巴巴的，对于中国人来说，美元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因为它可以换来我们梦寐以求的各种商品。只要东西能换美元，我们还补贴点自己印刷的人民币——其实这人民币也挺好用的，而且越来越好用，可以买的东西越来越多。
后来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大多数东西我们做的和别人差不多甚至更好，这时候本来我们可以少卖点东西给别人了，可是我们的农民工在生产这些东西的时候并没有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报酬，如果得到合理报酬的话，他们可以少卖点，多留点给自己用。既然农民工自己用不起，就再卖吧，多便宜都卖，农民工们不知道，反正他们没有权利要求休息、没有权利谈判工资，在被拖欠工资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办法取回，司法途径耗时又费钱，去跳楼要被劳教，被砍断腿也无处申冤。
农民工只知道干活，他们为了改变生活不惜一切，他们满足于生活的细小改善，而不去计较付出和回报的巨大差距——或者是没有计较的权利，他们把小孩交给老人，老人们不但抚养小孩，还要耕种土地，提供着价格让美国人也大失所望的农产品（美国农场主在中国加入世贸的时候发现中国大部分农产品比美国便宜）。农民工还直接拖住原来城市工人的工资——甚至让他们直接下岗。农民工先是满足了自己的生活——盖房子、买家电，后来他们为了城市化继续付出，为了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他们付出大笔的赞助费，用畸形的价格为城市住宅买单，拉动了各行各业的发展。
他们夺走了欧美工人的职位，虽然欧美的工人知道中国的工人会这样做，但是他们没有选择，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即使在北韩，每个人跟着领袖慷慨激昂，不过他们工作的时候肯定都在怠工——否则怎么会萧条到要饿死人？即使全世界的权贵们能说服全世界的工人不要抗争而接受资本家“恩赐”的工资那也没用啊——没人消费的话，工人们生产的东西又能卖给谁？西方国家在一次次的经济危机之后终于明白：没有劳动者利益与资本利益的同歩增长，社会生产发展是不可持续的，社会面临着一个二选一的问卷：是选择经济危机呢？还是通过劳动者与资本利益共享的方式实现更好的市场经济？
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布坎南说：“个别公民的计划活动的利益是否大于该活动对他们的成本，没有人比他们本人更好的判断；最终目标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大可能的自由，以及经济福利和所有人的和平协作”。
每一个中国农民工都是一个经济人，他们离开家乡的时候计算过每一笔成本：种田的收入和出外打工的收入对比，打工拿不到工资的风险，春运的高价车票成本，甚至无形的成本——没有性生活、和父母儿女的分离、下了煤矿以后上不来变成一块煤。
可是除了他们自己，谁为他们计算过？叫兽们说：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国家现在没有能力解决你们的子女教育和住房问题，所以户籍制度不能废除，你们只能每天干十几个小时，拿200美元的月工资。当然你们的生活会改变的，你看，两千多年的皇粮国税不是免了吗？学费不是免了吗？我们农民工不相信也得相信，谁让我们做奴隶做了那么久，我们太容易满足了，于是我们继续埋头苦干，哪怕累死在工作岗位上，哪怕有毒物品伤害了健康。
当农民工制造了全世界 60%以上的服装、鞋子，当农民工制造了80%的电脑、数码相机，当中国的钢铁产量是日本、美国、俄罗斯产量的总和，当农民工又制造了全世界接近1/4的汽车的时候，全世界再不感觉到农民工的报复，那这个世界也太麻木了。象弗里德曼说的：经济中发生的变化不是意识形态之争的结果，它不会来自政治信仰或目标，它几乎完全对事件的力量作出反应——残酷的事实证明远比最强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偏好更加有力。
农民工们消费不了欧美国家工人的产品（他们连自己生产的产品都消费不起），那么欧美的工人只有失业，虽然中国的富人还能消费一点欧美的产品，比如800多万的宾利轿车，富人还用几十辆悍马来办婚礼，不过有的富人可以一个人买十几辆悍马，但是他们不能一直买下去吧，还有很多富人不敢买——因为穷人太多，治安不好。
当农民工们的消费被局限在很低的水平的时候，我们的生产和服务——不是国内包括欧美国家的生产和服务——也只能被局限在很低的水平。你们不想明白这个道理也要明白，就算你们不相信，那么市场会用经济危机来让你们相信。
很多人不劳而获，可是农民工不知道，就算知道也没有办法改变。1999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以账面价格收购了四大银行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2000年由原四大银行下属的信托投资公司证券部合并组建而成的银河证券，直接隶属财政部，在2005年因为奄奄一息得到汇金公司45亿－50亿注资。这些钱不是金融机构员工工作创造出来的价值，而是印刷出来的，失去了道德风险的约束，这些金融机构又开始制造泡沫了，在弗里德曼看来：通货膨胀在任何地方都是货币现象。于是猪肉涨价了，房子涨价了，股票也涨价了。当城市的人受不了的时候，制造通胀泡沫的人害怕了——于是加息、发行特别国债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来回收流动性。
当泡沫破裂，农民工们可能也会失去工作，不过他们在失去工作的时候也算过帐的：当养一两头猪好过打一年工，这工还有什么值得打？他们很多人会回到家里，守着家人，省吃俭用，吃自己种的菜，等着老板开出高一点的工资——哪怕那也是无奈接受的。
所有的说教都失去了作用，所有的恐吓也失去了作用，事实上，农民工听不到恐吓，恐吓更多的是对我们这些人，我们中间还是有人糊涂到不明白这个道理——帮农民工维护利益不是为了农民工，而是为了我们自己，萧条不是只会让农民工失去工作，只有农民工有钱消费，我们才会有工作，只有农民工富了，我们才可能富或者更富一点。
农民工们默默的在风雪中踏上了回家的路，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的被歧视和欺压，现在全世界都在受到报复。
还有很多农民工留在这里工作，也还有农民工会离开家乡，接受微薄的工资，但是只要他们继续被漠视，经济的波动就不可避免，而且还可能付出更大的代价——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发达国家。这不是因为因为我们国家有太多农民，而是因为一个对农民（实际上对所有人）冷酷无情的制度。
权贵的身家缩水了，股票价格大降，而物价在上升，但是它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因为财富对他们来说只是数字，它们依然锦衣玉食。
城市的原住民受影响了，物价上涨，原来仅有的存款缩水了，买了股票的欲哭无泪，谁让你们漠视农民工？你们只希望有廉价的保姆；你们不关心农民工的留守儿童，听信谎言让户籍歧视在教育领域根深蒂固，只希望自己孩子可以少交点学费；你们赞成政府不要提供廉价房给“外地人”，而不去想他们是否有权利得到，听信谎言只能提供给拥有户籍的人；你们在有人为讨工资跳桥而被堵住的公交车上骂：要跳你就快跳，别害我们迟回家；你们听任走鬼被城管驱赶，甚至因为自己生活受影响而支持城管的作为，却不想想农民们难道是为了寻欢作乐来进城吵你们？他们就不能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而努力？如果不是城市有现实的需求他们又做什么走鬼？你们看着春运售票点前面在寒风中彻夜排队的人无动于衷，甚至感到厌烦。
当每个人都变成无辜者的时候，真正的无辜者彻底沉默了。我们的眼睛不是用来明察事理的话，那只能用来哭泣。
灾难不会停止，除非象布坎南说的那样：最终目标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大可能的自由，以及经济福利和所有人的和平协作。那么经济才会是一个健康的机体，象冯 -海叶克在上个世纪20年代告诉我们的：失业和通货膨胀的主要真实原因是物价和工资的结构被歪曲了（通常由于垄断定价或政府定价），只有农民工们在法律和现实操作上都和那个给他们工资的老板，决定他们的福利的政府完全平等的时候，物价和工资都是市场均衡博弈的结果的时候，经济的周期才会消失。
